说起来，杨月楼能够让红粉佳人施以青眼，还要感谢上海独具的开放性，须知，当时北京的戏院还不许妇女到公开的戏院里去看戏，而上海则不然，然而，偏偏是这种女人缘给杨月楼带来了麻烦，1873年(清同治12年)，一代名伶的婚姻风波上演了。
《申报》全程关注了这场风波，其中一篇文章曰《记杨月楼事》，简要介绍了风波的起因：一位粤商的女儿名阿宝因观杨月楼演戏，慕其才艺，遂“作书函，并年庚贴，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后由粤女之母王氏作主，经媒妁说和，遂订婚嫁。但当迎娶之时，粤商族党以平民嫁“贱民”，有辱门楣乡风，遂群起阻拦，并以杨月楼涉嫌“诱拐”诉之于官府。“夫妻方行合卺礼，县差与巡捕至，扭月楼夫妇”，送至县署，被亦属粤籍的县令以诱拐论处，将杨月楼和该女等分别施刑严责，“敲打其(月楼)胫骨百五，批掌女嘴二百”，收监候判。
官府棒打鸳鸯 舆论大为不平
男女谈婚论嫁，而且还有媒妁之言，居然还会引起“族党”闹事，官方也不惜强力介入，棒打鸳鸯，这种当代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当日情势而言，却并不缺乏法理根据。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中明文规定，良贱不得通婚。“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哪些人群属于这一条文所规定的贱民阶层呢？《清史稿·食货志》曰：“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属应役之皂隶、马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划在“良民”这个圈子里面的，就只有传统社会认定的士、农、工、商这四大阶层，除此之外，就都属于“贱民”。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唱戏的尽管可能因为艺术卓越而被无数戏迷追捧，但在官方语语体系里，其为“贱民”的天然属性却无法改变。杨月楼再红，但仍然是贱民，就仍然不能娶“良人女”为妻。这就是当日之客观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