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李敖受国民党的封杀、压迫和蹲大牢后,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对蒋介石藕断丝连,对官方温情脉脉,而是和国民党水火不容,因而他后来不再相信“淑世的改良主义”可争取到自由民主,反过来认为国民党是一头“毫无诚意”的“老虎”,一头绝不能与之谋皮的“老虎”,只有实行“精英抗暴”和“甘地式抗暴”,才能争取到真正的自由民主。
基于这点,李敖声明:“我的父亲是他(胡适)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给启庆的信中表示了他“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的情绪,评价胡适,“简直可说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世上不该有像他这样不进步的思想家”。他开始后悔过去写的那些过分赞扬胡适的文章,厌恶别人再把他和胡适深深地扯在一起,以至一听人家说李敖是胡适的信徒,他就恼火。
李敖由过去对胡适的“捧”到后来对他强烈不满,都不是作假,而是出于心平气和的“静观”结果。李敖要做热情、叛逆、勇敢的“战士”,而不愿做胡适那种钻故纸堆,“整天所卖的竟是一些饾饤琐碎的旧货与霉货”的“院士”。
“胡适之”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是属于“李敖之”这种愤世嫉俗的“厌世家”的另一个时代了。本文摘自《几度飘零》,古远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