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632年）冬唐太宗行幸洛阳，途中即对长孙无忌等说：“虽帝祚长短，委以先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唐宪宗欲对谏官治罪时，近臣李绛就指出“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这样来理解谏诤对于皇权限制的实质也许就较为切题了。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皇帝对于群臣之惧就觉得并非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君王对于皇天的畏惧，与上述对群臣的畏惧是同样的道理。
出于对上天的敬畏，灾异之变也往往能使皇帝引起警觉，反省理政当中的过失，减少施政当中的失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也能容易听从臣下的劝谏，天意、人事并非截然分开。
由于皇帝之所敬畏者尚有一高高在上的天（上帝），使得皇权的至高无上有了某种限制，甚至皇帝有时把自己的生命也与皇天后土联系在一起，像唐高宗临终前于洛阳所说“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更让人觉得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
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皇帝权力的至高无上，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天的意志与品格。也就是说，敬天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皇帝权力更加牢固，皇帝在郊天祭祀及封禅大典中的独特身分，使其权力与人格进一步地被神圣化与神秘化。“上畏皇天”的实质，与其说是对皇权行使的限制，毋宁说是使皇权更加神圣化。
除此之外，由于皇帝较多注意身后在历史上的地位及评价，所以在施政理政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也能有所节制。因此，修史制度对皇权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注重修史与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按照古礼，设左史、右史，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