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皇权行使过程中较能接受诸种限制之时，也是政治状况较为清明之世。贞观时期唐太宗较能注意纳谏、较能严格守法，所以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颇令后世称誉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皇权行使当中的失误也较少；隋炀帝骄矜拒谏，举止略无节制，随心所欲，终致以万乘之尊，死于匹夫之手。两相比较，皇权之接受限制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最后仍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对皇权的何种性质与何种形式的限制，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于皇权，是出于使皇权更加有效行使的需要。
不同形式与内容的限制，从根本上要服从于皇权意志，这些限制绝不能超越皇权、冒犯皇权的尊严，唐太宗以魏徵“每廷辱我”而欲杀此田舍翁。甚至如唐太宗亲观国史，更能反映出皇权意志是可以凌驾一切的。元和初年任左拾遗的翰林学士白居易，曾因论事之际，直言“陛下错”，唐宪宗大为恼火，认为是“白居易小臣不逊”。
据《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载唐宪宗所言，则为“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这很贴切地说明，即使是谏官，论事之际也不能冒犯皇帝的尊严，无礼不逊之辞，是会令帝王难以忍受的。
因此，对皇权的限制种种，都须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和这一范围之中，对皇权的限制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超越这一条件和范围，对皇权的限制与束缚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