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628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唐太宗的这番话，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畏皇天，二是惧群臣（百姓）。
对于群臣之惧，其实正可以从唐太宗之求谏、纳谏与对国家法令制度的信守等方面体现出来。唐太宗所以能成为史家艳称的善于纳谏的开明皇帝，正是基于所认识到的“常谦常惧”的为君之道。
皇帝之求谏、纳谏，对于皇帝的行动自然要产生某些限制，特别对于有违现有典制刑宪的言行，群臣的谏诤往往能起到限制的作用。像贞观中太宗令选举中诈伪资荫不自首者处死，大理少卿戴胄据律定为流，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所谓“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不能因一时之喜怒而不顾法律之规定，最终唐太宗收回成命。
应该说，谏诤对于皇权的随心所欲有所制约，但谏诤（谏臣）并不能从根本上制约皇权。我们认为，谏诤对于皇权的限制，与其说是限制皇权的随心所欲，不如说是更有效地保证皇权的行使，因为谏臣所维护者乃是国家法令的尊严，维护法令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体制的尊严，就是维护皇帝的尊严，因为，说到底，皇权乃是国家体制的真正核心。
皇帝对于群臣的进谏常视为“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裨益政教”，其实也无外乎关注其宗庙、社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