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觉得自己充满了正义，要挑战一切不公、不义，加上长期以来以女性主义信徒自居，对女人用身体换取金钱不以为然。有关 “收尸队”新闻看多了，更是不齿，觉得这些“干女儿”“干妹妹”都动机不纯，加上她们多半是有组织地向独居老兵下手，几年后替其中之一送终，再把目标转向老张的同乡老王，老王死了、再找老陈……社会福利机构发现这种现象，曾一度请社工留意这些老人的交友情况，怕他们财去人亡，或是早早就被骗光财产。所以，台湾社会对于“收尸队”向来有不同观点。
我在拍摄专题报道时，看到有女人主动贴近、抚慰迟暮之年的老兵，替他们烹煮三餐，带他们看医生、挂号、拿药，既是看护，也是情人与家人。回到电视台，我细细品味场主的话语，重新面对自己的女性主义信条，渐渐地觉得自己很自私，年轻时对男女之间的爱与恨，总是二元分法，褪色的爱情，背叛的爱情，就是爱情的污点，顺手就“扔”了。在我早年的观念里，用身体换取金钱更是非道德行为，觉得这是在亵渎神圣的情爱。有位女性长辈曾提醒我，难道老人就不需要肌肤之亲吗？他们也要情爱呀！
当局为了照顾1949年后到台湾的军人，特别成立了“退辅会”，平日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并在台湾各地建农场与相关企业，以便安顿他们的生活。这些农场早期以种果树及经济作物为主，后来多转为休闲农场。农场中还有许多矮墙小屋，都是老“荣民”的家。
那天我们上山拍外景，陈履安住在农场的蒋介石行馆，早晨阳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约我陪他四处走走。陈履安当时谈兴极佳，告诉我许多他的少年时光，过了一会，山上走下来几个裹着厚外套的“荣民”，他们看见陈履安后都聚集过来，其中一位“荣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动地跪下，我呆呆地还来不及反应，陈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说：“别这样，别这样，生活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