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现年85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10年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逃回大陆。
因为前两位大陆妻子都是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维持两三年。王士龙对第三位来自大陆的妻子是有防备之心的。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藏了起来，不时地偷偷去看两眼还在不在。他没想到，这位妻子复印制作了一份假证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去办各种手续的那段时间，他看到的“原封不动”的证件只是个复印品。
妻子有天说，来台三四年了，想让王士龙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间，妻子说有事先回台湾，等他再回台时，走进公寓楼，门卫告诉他房子新主人已经入住。
对于“收尸队”中发生此类事件，社会的评论当然是负面的。
凋敝“红包场”
对于老“荣民”晚年生活的考察，从“收尸队”开始以后，我又关心了“红包场”。
19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歌女，她们穿着艳丽华美却不合时尚的礼服，在台上高歌《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茶资从50元到现在的300元，可以坐一天，观众都是老人家，其中大部分是老“荣民”，结伴一起来听歌，就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