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设懋勤殿以议新政，在光绪帝是出于对大清王朝前途的真诚考虑，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未必不包含有其他目的。谭嗣同对新政怀有至诚之心，但守旧势力之庞大，使他对新政前途越来越灰心。为了冲决守旧势力之束缚，他利用与光绪帝近距离接触的特殊条件，“日言议政院”，成为四位新进军机章京中最“亟亟欲举新政”者。
代拟谕旨是军机章京的职责，但此次代拟对谭嗣同来说却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由此感到，两宫关系可能确如康有为所认知的那样并不谐调，皇上的权力并不像过去所感觉的那样至高无上，大权可能依然掌握在皇太后手里，光绪帝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而已，“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退朝后，谭嗣同将这种感觉告诉了康有为等人，并透露了代拟谕旨之事。
谭嗣同的感觉并没有影响康有为的情绪。与谭嗣同相反，康有为觉得既然皇上已下令代拟上谕，向皇太后提出，可见光绪帝已下定决心，帝后之间的最终摊牌即将到来。于是康有为在当天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拟《请选通才以备顾问折》，推荐黄遵宪、梁启超二人为顾问。
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就推荐奏折后，仍不放心，于是日（9月13日）午后，面有喜色地找到王照与徐致靖，信誓旦旦地声称谭嗣同已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但须由外廷推荐，并将此十人名单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立即拟折。
不得已，王照、徐致靖放下手头事情，参照康有为的名单，分别缮写了两份推荐折。王照推荐了康广仁、徐致靖、宋伯鲁等六人；徐致靖推荐了康有为等四人。是日夜，这两份奏折分别呈递清廷。
王照、徐致靖的两份奏折虽然递上去了，但由此却也暴露了康有为的私心。这样明目张胆地要求别人保荐自己，传出去不免引起各方猜疑。军机章京杨锐对康有为的做法不以为然，预感康有为此举势必引起激烈反弹，于大局极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