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闻不问，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报刊上既有主张加强海军建设，积极备战的，也有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的;既有重复过去那一套痛骂，并宣称不久将彻底消灭日本的自负言论，也有对战局悲观预测的文章。在外国人看来，当时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的”。
清政府在掌握国际舆论动向上更是处处被动。美国人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中说，中方“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垂五十日。迄无要领” 。1894年7月23日，驻朝日军发动事变，包围了汉城电报总局，切断了经义州通往中国的电信线路，中国各级驻外公使、官员竟无一人向朝廷报告，也没有一个人向朝廷汇报所在国当地媒体的战前舆论动态。随后，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主要阐述：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则阐明：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我出兵是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等。日本的宣战诏书当然充斥着谎言，但从舆论的角度看，比清朝诏书更容易拉拢国际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