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华社主管的《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以公民的身份，在网上发帖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通过其情妇杨丽娟洗钱，引得舆论聚焦。但事实上，这已经是华润宋林事件的第二季。去年7月，王文志就曾公开指控宋林这位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彼时，国资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已注意到相关举报，称如果存在违法违纪问题，将严肃处理，其后并无下文。
面对王文志又一次举报，宋林迅速回击，前日在华润集团官网上发布个人声明，称举报内容纯属捏造和恶意中伤，希望有关上级机构及相关部门尽快进行调查。仅隔一天，也就在昨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事件转折的速度，超出公众的意料。在意料之外，公众除了谈论情妇这些“惯常”话题外，更关心一个操盘资产近万亿港元、40万员工的央企一把手，背后究竟存在哪些违纪违法的行迹?
公开报道显示，将宋林引入舆论漩涡的，是一起煤炭资产并购案。2010年，当时华润集团的子公司以及合作的国企同意支付99亿元人民币来收购三座煤矿和相关资产，卖家是山西商人张新明，在新的合资企业当中他也获得20%的股权。这个交易似乎让华润得以在山西的煤炭行业立足，但是公司的每月业务经营报表显示，自从2010年易手以来，这些煤矿没有产出过任何煤炭。
由此，华润的煤炭资产并购案，像一道强光，将原本就对国企存在不满的社会舆论，引到了大型国企资本秘密运作上。占有全国经济产出五分之二的国有企业，他们可以使用影响力并获得宽松的信贷，并且因此阻碍了长期的增长;而理应享有国企红利的社会公众，并未从国有企业的资本运作中，获得实质性的受益。进而，社会对国有企业享有的特权，以及国有企业资本秘密运作，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腐败的联想。
这种联想，直接投放到了国企一把手的身上。翻看这几年的新闻，中石化前总经理陈同海、中核集团前总经理康日新、中国移动前党组书记张春江，及至前中国石油副总经理王永春、前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再到如今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国企巨头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似乎隐约“印证”着公众的联想。
让公众疑虑的是，央企“一把手”这些违纪违法的腐败，是如何生成且不断生长的?除了个人的欲壑难填外，监督有无失效?实质上，央企作为一个介乎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中间角色，如果是一般的政府官员，还有同级纪委、上级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但在国企内对一把手的监督几乎形同虚设。
从外部来说，国资委纪委书记行政级别低于大型央企的董事长、党委书记，这种监督实际上是下级监督上级。从内部来说，为了实现决策效力，行政任命过程中往往一把手独揽大权，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这样很难在内部存在有效的监督。
于是，在行政权力主导下的一些国企人事中，国企一把手不仅很难拥有作为企业家的精神，反而会把企业作为自己升职和贪腐的阶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情妇洗钱便成了很正常的事儿，甚至出现蒋洁敏那种“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的豪言也不足为奇。
尽管过去出台了不少规章制度以约束国企管理者的行为，但这种行政主导企业的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些约束收效甚微。于是，像宋林这样央企一把手的腐败被发现，就像宋林自己评述上世纪八十年华润进军80多个实业领域时说的，“存在机会主义的倾向”。
此前宋林曾自述，华润总部位于香港，已经高度市场化。不过最终的结果看来，香港市场中的法治精神，并未浸润在宋林自身行为中。反过来看，法治精神和取消央企行政级别、政企分开、对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改革，才是宋林这种贪腐“机会主义”的终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