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老路”，突出表现为“两个凡是”。这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就被否定了。另一条是“新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们过去30多年的历程。还有一条是“邪路”，就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轨迹。2012年我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谈论中国道路的话题，他特别强调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辟出社会主义道路。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称之为“人间正道”。
玛雅：应该如何回应这种“普世价值”思潮?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
胡鞍钢：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纳闷，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他还说，一切别的东西，中国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为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中国因此就成为独特的现代国家，具有独特的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重建、恢复和改革毛泽东所建立的基本制度。他在1980年创造性地提出“邓小平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
我为什么称之为“邓小平标准”呢?就是针对许多人讨论中国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问题，基本上是鹦鹉学舌，以为可以把西方标准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其实没有那回事。中国的改革是开放式的改革，中国的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的确要学习世界经验，包括西方的经验，也要吸取西方的教训;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自主性的改革、自主性的创新。因为我们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世界唯一的创新、历史继承、不断再创新并持续延传下来的中华文明的国家。这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在大规模影响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