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基层政府能被调动起来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新规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只有基层信访部门的官员都真正做到恪尽职守，基层政府都对化解矛盾做了最大努力，才能最终支撑起这一逻辑。在中国很多政策的好与不好不仅仅取决于设计，而取决于实践的质量。
上访既是基层群众在遭遇不公时讨回公道的希望，也被一部分人异化成争取公平之上额外利益的博弈手段。这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与政府官员认真依法办案以及徇私枉法办案再度交织，形成极其复杂的局面。信访的舆论环境已经极其恶劣，它是政府公信力缺陷最严重的部位之一。
新规恐怕只能是信访改革的一部分，重塑信访的权威需要更多配套措施的支持，包括法治建设的更快推进。基层政府官员的作为，也需要有更多制度性杠杆。制度要保障他们的裁定和处理有效力，对他们推卸责任和徇私舞弊给予惩处。否则，基层的局面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活跃，而是矛盾的不断堆积，甚至制造新的矛盾。这样的堆积最终会导致社会的“癌变”。
在生活中有上访经历的人，比例很小，但上访之痛的感染力却不断造成大范围冲击。对信访的改革首先要做到，改革本身所导致的问题，要少于它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新规能否做到这一点，人们拭目以待。
我们认为，信访没有再经一次打击的资本了。这个原本应是政府公信力“大本营”的地方，之前到了陷落的边缘。如今阵地上又吹起了号子，它是什么号子社会上有些困惑，但对政府来说，它必须是一次“集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