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早就有英国商人说动李鸿章开设国家官方银行，但数次都因遭到顽固派的反对而流产。直到甲午战争过后两年，即1897年5月27日，“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才在清政府的批准下在上海设立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如盛宣怀所言：“有人言：日本有西法银行，故兵饷万万，皆借本国民债，无俟外求。中国地大民富而无银行，以官力借民债，虽数百万亦吃力。”
借民债、借外债如此吃力，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却依旧只关心自己的私利，没有多少人全心全意地对待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更有甚者趁机大发国难财。当时据户部奏称，甲午战争期间慈禧的万寿庆典，各衙门承办工程差务等项共需银500多万两银子，而在战争过程中，户部给前线的两次筹款却只有250万两，还不到庆典支出的二分之一。战争中，翁同龢与户部官员联名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慈禧太后顾及舆论，不得不下旨停止部分庆典活动，于9月24日“发宫中撙节银300万两佐军饷，制钱万贯交直隶。”战争爆发后，前线的清军总指挥叶志超数次致电李鸿章，述说清军缺钱少粮的种种困难，请求朝廷速速拨款前往。但是，当日军占领叶志超防守的平壤后，却缴获金砖、金锭近100公斤，银锭500多公斤以及大量钱币;缴获的粮食足够攻打平壤的日军吃一个半月;各种物资总计价值达1千万两银子。如此只顾一己之私、罔顾国家利益的腐朽政治生态，无疑让清政府本已十分艰难的军费筹集“雪上加霜”。
历史的错误今天的镜鉴
据统计，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平均每天消耗不到1亿美元，在越南战争中平均每天消耗数亿美元;在海湾战争中，平均每天的消耗一跃而升到十几亿美元;到了伊拉克战争，美国总共花费了1000多亿美元，平均到每个美国家庭约为3000多美元。
可以看出，如今在信息化条件下，高额的战争消耗、高节奏的战争进程，使得军费筹措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而繁重。要想在短时间内将雄厚的综合国力、战争潜力，迅速转化为战争能力，我们唯有汲取甲午惨败的深刻教训，对军费筹集予以高度重视，在平时加强新型融资手段的研究和军费动员潜力培育，完善组织体系和法律法规制度，并在适当时候组织金融动员演练，以便战争来临时，能够快速反应、高效运转，用雄厚的资金为赢得战争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此，历史的错误才不会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