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背面写满落后与悲哀
清代前中期，各项财政收支均归中央支配，地方政府只是扮演“代办”角色。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军费开支急剧膨胀，中央财政无款可拨，不得不让各省自己筹款，并将部分财权下放各省。从此，各省开始截留税收，隐匿地方收入，致使清政府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就只列厘捐、盐厘等收入，而未列“土捐”等收入。至于厘金、杂捐的实收数量，各省隐匿虚报早已成为“潜规则”。因为有隐匿收入，所以各省无不有各种“小金库”，如一个山西的善后局，不明来历的余款达几十万两银子。而在甲午军费筹集过程中，地方疆吏却对中央政府命令置若罔闻、互相推诿，甚至时时叫嚷财政困难，给人的印象是地方财政都陷入了危机状态。
相对于地方督抚争相充实“小金库”不同，清政府的国库却空荡得可怜。据历史学家估计，甲午战前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约占国民总收入的3%左右，而日本的这个数据却接近20%。
这是因为，甲午战前中国的近代工业还刚刚创办，且多是官办企业，财政税收仍以农业税和人头税为主，主要的税源是地丁、漕粮、洋税、厘金、常税、盐税等6项。地丁和漕粮，按照清朝定制，不便更改。关税则被帝国主义控制，未经列强一致同意，想要更改关税税率难比登天。所以，清政府只能在厘金、盐课和常税中想办法，财税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在甲午战争前较长一段时间内，财政收入与潜在的财政规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清政府不能有效地集中全国的财力进行近代化国防建设，在战时也缺乏足够资金支持战争，由此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缺乏近代金融机构与融资手段，也是令清政府面对巨额军费筹措只能望“银”兴叹的一大因素。日本在西学的过程中极为重视金融手段的借鉴。早在1877年，日本就尝试发行公债进行战争融资。甲午战争中，其募集的公债达1亿多日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公募。1889年，日本拥有的银行已达218家，类似银行的各种会社有695家，共有资本3189万元。这些近代金融机构，使日本政府得以顺利地筹集到巨额的军费。
然而，甲午战前偌大的中国还没有一家银行，靠传统的典当业、票号和钱庄，无法迅速有效地把社会闲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支持战争。虽然境外银行在华的分支机构已近50个，但全部控制在洋人手中。在军情紧急、军费不足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向洋人借款。“押款保台”、开铁路、内地开矿、兴商务工作，清政府开出了一系列优厚条件，以探询西方列强的态度，英、俄两国却都以“严守局外”为借口拒绝借款。虽然汇丰银行最后答应借款，但“乃乘隙独专其利”，提出了许多更为苛刻的条件挟制中国。所借的几百万英镑，不仅屡经反复而后定，而且短时间内给付不到十分之一，其余尚无定期，甚至不准清政府从其他银行另借。但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饥不择食，不论借款条件如何苛刻，只能委曲求全地答应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