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仕途误成“卖国贼”
随着一件件大案的完美解决，曹汝霖表现出其高超的才能，名声也越发彰显。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律师诉状汇编——《刀笔精华》，收录了当时的33篇经典的律师诉状，其中开头的两篇即为曹汝霖办理的两起案件的诉状，其一为《奸非致死之辩诉状》，另一为《烟案俱发之上诉状》，可见当时曹汝霖办理的案件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虽然名动一时，但曹大律师的收费并不昂贵，“除照章公费外，不计较酬报，听当事人之便”。就像之前引用回忆录中举的例子，当事人全家老小到曹家叩头致谢，感激涕零，但家中贫困，只能送些土产表示谢意。曹氏不仅不收酬劳，就连工本手续费都免了。
据曹汝霖自述，从事律师业后，他不管案件大小，来者不拒，每月收入，绰有裕余，大致能在2000元左右。
在当时，曹汝霖是亲日派的代表人物，曹汝霖向来不否认其“亲日”立场。据他在回忆录中称，他对日本人的好感始于日俄战争期间。那时曹汝霖正在日本读书，亲眼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百废俱兴的景象和开战时日本人踊跃从军的场景，心中已将其视为中国今后发展的范本。而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可相互依傍。
随着中日关系在袁世凯政府对外关系中日渐占有重要的地位，亲日派的曹汝霖很快被袁世凯重用，并于1913年8月当上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两面为难，就派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代表中方与日本谈判。曹汝霖每日清晨入袁世凯府报告，商议对策，实为具体的出谋划策者。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5月9日前作出答复。袁世凯政府最终以“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由签了字。5月9日于是被定为“国耻纪念日”，卖国贼的帽子也很快被扣在了曹汝霖头上。[3]
1919年，因为对日外交和“巴黎和会”的失败(曹汝霖时任外交总长)，激发了民众及学生的不满，引发“五四”运动。结果出现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最后以辞职下台终结。其实，“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多种因素，并非曹汝霖“一人之过”。因此，段祺瑞在后来安慰曹汝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后来的教科书把曹汝霖定性为“卖国贼”，曹汝霖便成了永远的“卖国贼”。
晚年的“骨气”
抗战开始后，曹汝霖曾公开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据说，日本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曹氏始终不为所动。日伪华北政权曾为其挂上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从不参与活动。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后，曹汝霖离开大陆转入香港，后寄居日本八年，再赴美国寄居女儿家。1966年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
晚年时，曹汝霖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谈起“火烧赵家楼”一事，读来倒也颇有意味——“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曹汝霖以“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来描写五四运动对他人生的影响。他对签订“二十一条”的内情、西原借款的来龙去脉，以及资金的用途走向，都作了详细说明。对于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遭遇，曹汝霖觉得有些委屈——从他的角度看，他参与这些事务，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尽职尽责罢了。
历史是无法还原的，尽管曹汝霖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但他的言说是否可信，只能由读者去评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