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人可能说了，毛泽东不是不下“罪己诏”吗?为什么却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一次罕见的检讨?是的，这在毛泽东来说确实是破天荒了，但这和严格的检讨，真正的“罪己诏”还是有区别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空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有所交待了。1962年1月30日下午，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并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然而，在这个极为罕见的毛泽东所作的“检讨”中，他也只是泛泛地提一下自己要承担责任，而没有具体讲到自己犯了哪些错误，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本原因——“三面红旗”更是没有提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报告中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他进一步说道：“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的讲话引起了毛的极大不满，只是由于当时还处于困难时期，他没有把它表现出来。他甚至如此轻描淡写地谈到这几年的问题，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好家伙，三年就饿死三千万人，在和平时期发生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难道这样的错误“就那么一点”?
看看毛泽东说的那几句话，能叫检讨吗?不知道伟大领袖想过没有，1959年他让彭德怀是怎么检讨的;延安整风期间，他让周恩来是怎么检讨的;还有张闻天，这位一手把毛捧上台的人，又是怎么检讨的。至于博古，张国焘，王明，王稼祥，哪一次检讨都是声泪俱下，一遍又一遍，几十页几百页的写。别人向他检讨时那么苛刻，他自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却轻描淡写还不情不愿，根本不能算检讨，离罪己诏的程度差得就更远。
这有当事人的说法为证。刘澜波回忆七千人大会的情景时曾说：“毛泽东统治缺少自我批评精神，……相反，尽是压制、打击和报复批评者，七千人大会上一面大讲民主集中制，一面还说：‘全国几亿人，一人提一条意见，那还得了?’他在那个大会上的自我批评也就是‘高指标、瞎指挥，我有责任’，言外之意，责任还说大家，而对林彪的‘交学费’一说则‘深得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