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人对诺贝尔奖的心态是一直酸溜溜地予以攻击，莫言获奖总算一定程度上堵上了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咸不淡的嘴巴，因为我们一向的态度是：自己得不到的总是坏的，自己拥有的就是好的。现在有了，可以不诋毁了吧?不过，关于英语和汉语的隔阂问题、西方评委为主的问题，等等，相必长久时间内依然会被国人认为是得不到诺奖的原因。这不是我想讨论的问题，因为拿出另一个例证，就可以代替我的解说，而且非常有力。
前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在体制上具有可比性。关于前苏联对知识分子迫害的问题，以及学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严重程度，更是毋庸交待的常识，举世有名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例。从语言的角度看，俄语与英语的隔膜也不会亚于汉语。但前苏联在自然科学在诺奖领域的成绩有目共睹：1958年，谢苗诺夫、塔姆、弗兰克、切伦科夫获奖;1962年兰道获奖;1964年巴索夫、普罗霍罗夫获奖;1978年卡皮察获奖。另外还有逃到国外的几名科学家也摘取了诺奖桂冠。在文学领域：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获奖;1968年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获奖;1970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获奖。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有好几名诺奖获得者，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当体制和语言问题都不是是否能够得诺奖的主要决定因素时，人的原因就成了几乎所有奥妙的所在。
俄罗斯人比中国人好学
中国人喜欢把康熙帝和彼得一世相提并论，恨不得说成中俄各自的千古一帝。但康熙皇帝老帅出征守住的地盘，早就让俄罗斯拿走了，中国人收获了只提当年勇的谈资。比起亲自出征，康熙更有名的似乎是微服私访。彼得一世也微服，但人家那是出国扮作小学徒，汗流浃背低声下气学技术，跟吾皇康熙向老太太和苏麻拉姑学宫廷斗争术根本不是一个路子。彼得回国后采取各种措施逼迫啃老族学习，比如不读书的贵族子弟不许继承土地，等等;兴西学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是新政的突出内容。康熙在这方面简直鲜见业绩。到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这位女汉子对外拓展疆域，对内高度重视母亲质量提升，她办的女子贵族学校，教育和培养俄罗斯女人在自立自强和培养下一代方面的能力。经过他们的努力，俄罗斯在极短时间内由彼得大帝之前宫廷都使用法语的“野蛮”小公国，一跃而成为19世纪在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取得辉煌成果的国家，举国上下学文化。即便在苏联解体时期的内外交困中，俄罗斯人排队和坐地铁都能默默读书，现在依然。学习真正成为了他们的信仰，而不像中国地铁里除了打盹发呆就是玩手机。
东正教“末日论”的激发和爱国主义激励
前苏联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东正教大国，他们认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俄罗斯人，最重要的就是看对方是不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俄罗斯民族继承了基督教(最早来自犹太教)中的“末日”观点，认为弥赛亚将要降临。此外，俄罗斯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东方特点的莫斯科和西方特点的圣彼得堡并立便为典型标志。)他们不想承认自己是亚洲人，但欧洲人却排挤它，蒙古和斯拉夫专制传统深深植根其中，这种无根性更加剧了其民族危机感。他们还具有上帝选民的思想，认为俄罗斯人总是对的。但他们对末日的态度，不是中国人所谓世界末日前吃尽喝光的恐慌，而是要跟时间赛跑、在末日到来之前做更多事的一种追求;是使命思想和责任意识。为此，俄罗斯人为了维系民族和国家的完整，强国和在世界上发声一直是执政追求，更是民族信仰。从沙皇到斯大林再到普金，都是如此。于是我们看到，即便政治多么黑暗，专制如何猖獗，生活多么苦难，外表多么服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内心都有自己独立自由的世界：为了世界末日前的使命;为了祖国;为了不枉生命的追求等，面对流放和死亡的从容不迫与前仆后继。诛心和御用者有之，但屈指可数，就因为内心那块圣洁的天地。前苏联的诺贝尔奖集中于基础学科和文学领域，而非当时军备竞赛激烈的应用科学领域，原因或许也因为如此——没有功利性追求，只为纯粹。
在上述意义上说，民强、尤其民心强;精神强，才是真正的无敌。深层的方是有底气的。有些事，表面的差异微不足道，实际上岂止十万八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