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分歧的解决还是要取决于莫斯科的态度吧?
沈志华：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于是，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以至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朝鲜党内还流传着一种近乎“谣言”的说法：志愿军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可见此事对金日成的刺激之深。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的情绪，显然是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并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各方面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