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气”不足以勇，少“气”不成其师
和平环境越久，打仗思想就越缺。和平积习越多，战斗作风就越散。古人说：“变故兴细微”，一个国家和军队武备的松弛，往往是从和平积习开始的。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的种种官场痼习滋生蔓延，旅顺军港内驻泊的“南洋”号、“元凯”号、“超武”号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甚至从朝鲜走私人参、装货载客挣钱牟利，为各衙门搞“创收”。而生活越是安逸，“娇”“骄”二气就越盛。
长治久安是国家和人民之福，但对军队而言，军人不能奢侈地享受“和平时期”，不能忘记战斗队的根本职能。尤其是我们海防部队，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时就是战时，我们要用海岛特殊的战略地位和部队担负的特殊使命任务，不断激发官兵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把枕戈待旦的战备意识渗透到官兵的血液中。
二、理想信念缺失，战时就会缺钙
战场较量的是军心，比拼的是军魂。理想信念缺失，战时就会缺钙。“忠诚之所在，则国兴军兴;忠诚之所背，则国破军亡”。甲午战场上的清军，面临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当时的主要兵源是社会上的游手好闲者、各行各业的破产者和已经退伍的人。他们把当兵作为谋生的手段，既不懂为谁当兵，更不懂为谁而战，一旦走上战场，或弃阵而逃，或举手以降。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作“底子”，军队就会成为缺钙的“病秧子”。
张居正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海防部队大都点多面广、驻防分散，部队编制特殊、类型复杂，更要注重汲取历史警训，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注重依法指导和开展工作，确保关键时刻能够靠得住、冲得上、打得赢。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三、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从战争一般规律看，要赢得战场的胜利，必须提前预设战场、事先熟悉战场，但这两个关键要素，清军一个也没有落实。旅顺战役前夕，旅顺军港外围防御阵地已建成15座海岸炮台、9座陆路炮台，共有重炮18门、轻炮41门、机关炮19门，军港内常驻约20余艘铁甲舰、快船、鱼雷艇。但这些防御力量战前既没有制定海岸炮台与陆路炮台的火力协同计划，也没有制定陆、海炮台与舰队火力的协同预案，更没有进行过驻旅顺诸兵种火力联合实弹演练，因此战斗一打响，陆上的固定炮台与海上的机动舰队不能形成有效的协同火力网，让日军得以从容地各个击破。
历史证明，单靠买来的洋枪洋炮，是不能完成军事变革、挡住外敌入侵的。未来的海防作战，将是信息化条件下多维一体的海上联合作战，我们必须加强信息化条件下海上联合作战的训法、战法、管法、保障法的研究演练。要着力构建“信息海防”，强化信息主导、体系对抗、综合集成、资源共享等理念，以信息技术的“倍增器”作用，实现侦察观测一体化、领导决策联合化、指挥控制实时化。要按照“封控更精确、防卫更严密、动员更高效、保障更有力、管制更快捷”的要求，加强驻岛诸军兵种联管、联训、联防、防演，全面提升部队基于信息系统的海防管控能力。
四、平时身先士卒，战时同仇敌忾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建军治军的中坚力量，也是决胜战场的核心力量。甲午战场的教训表明，没有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平时的带头带动，就没有战时上下各级的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必须从事关战场胜负的全局高度，大力加强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谋略力、感召力、落实力。
实践证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只有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才有感召力、凝聚力;反之，人格低下、品行不端，难免被群众戳脊梁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感召力、形象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