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以后，由于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后撤，再度实行了脱离接触的隔离政策，两国军队直接接触的地段只限于中国和锡金边界。当时印军在锡金保持着2至3个旅的兵力，中锡边界上的印军一再向中国军队挑衅。1965年9月以前，在锡金同中国西藏边界上的乃堆拉山口等地，印军还占据了几个骑线制高点，所修筑的阵地有些延伸到中国一侧，对此中国方面一再提出抗议，印军却不肯撤回，并依托这些阵地经常向中国方向鸣枪或派出小分队骚扰。中国边防部队在不越过边界、不前推阵地的原则下了有限的回击。当时，印度政府将这些极为有限的接火大肆渲染，继续向美苏两国要求援助，中印之间的紧张局势实际上已成为其争取外援的一种手段，边境局势基本上还是稳定的。
1967年夏季，中国国内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和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军方为对中国进行战略侦察，出动了2个旅的兵力(山地步兵第112旅和炮兵第17旅)，于同年9月11日至14日在中锡边界的乃堆拉山口向中国方面发起攻击。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内外受到严重压力，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守阵地，对印军的进攻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印军的攻击被粉碎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以往的惯例，中国边防部队又通知印军派人前来中国境内，取回了遗弃的武器和几十具尸体。此后，印军未再向中国阵地发起攻击。
1968年，印度表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此后中印双方军队在中锡边界(锡金当时还是印度的保护国，1975年被印度将其并吞为自己的一个“邦”)的武装冲突也随之停止。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互派大使，随后两国的直接贸易和人员往来也逐步恢复。
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依访问了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针对中印边界争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当年确定的方针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向瓦杰帕依提出：中国在东段让，印度在西段让。邓小平同时还表示说，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达不成协议，让下一代人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