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180师《战士生活报》主编的张城垣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结果自己被俘了。和一些干部进入战俘营后不愿出头不同，张城垣经受了战场、刑场的考验，后来成为战俘营革命群众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人之一。
实际上，中国1952年就宣布承认《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在1953年争取朝中战俘归来的《告被俘人员书》中说：“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
吴春生早就决定回国，他说：“我对‘新民主主义’充满向往，梦想着回家继续大学学业。”关在同一个战俘营内的张城垣想着自己无愧于祖国，回来肯定受表扬。然而战俘交换后，“归来人员管理处”下发的文件让大家惊醒：“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配合审查时，为他们放映的影片都是《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
一张发黄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收藏在吴春生床头的抽屉里，上面写着当时从严处理的审查结果：“承认被俘前军籍，取消候补团员资格。”张城垣没想到自己的结论竟然是：“恢复军籍，党籍悬案。受敌严刑拷打过多，是否有失节行为，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
当年从事过战俘解释工作，后任65军政委的贺明将军，曾在上世纪90年代采访数百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写作了《忠诚》一书。对战俘情况非常了解的贺将军还想接着写一部反思我国战俘观的着作，最终不了了之。
被俘的遭遇带给归来者无尽痛苦，“180师是个悲剧，被俘人员也是悲剧。”头发花白、脸上爬满皱纹的张城垣老人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该去怨谁。”
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被俘”两个字一度成为他们无法揭去的耻辱标签。吴春生作过一首“西江月”，头两句便是“五七反右漏网，五九交心遭殃。”“我真傻。”老人伤感地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