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前期非战斗减员的情况，肖锋和陈伯钧的日记中都有不少记载。肖锋在1934年11月8日的日记中说：“战士报告，彭营长不见了。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子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怪我太不警惕，未能挽救他。”(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1月16日的日记：“一路五名新兵开了小差。机枪连扩红八名，掉队四名。”而陈伯钧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也不少，如1934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说：“是夜因渡河组织仍不十分严密，秩序较乱，所以三十七团落伍仍然不少。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三十三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月31日的日记说：“这几日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计三四十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