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杨庆兰被分配到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从事宣传工作。一路上，仗打得激烈，伤员又多，17岁的杨庆兰身体特别结实，就改做救护工作。战场上，杨庆兰为了抢抓时间救助战士，常常将生命置之度外。一次，她的帽子被子弹打落，她顾不上去捡，仍继续工作。一个伤员体重100多斤，她背起来能上山下山跑上几里。1927年8月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与敌钱大钧部在赣州会昌附近发生激战，由于后续部队未及时赶到，加上弹药缺乏，部队伤亡很大。到了下午4时左右，部队准备撤离。突然，杨庆兰发现不远处长有草丛的田沟里隐隐约约躺着一个人，她走过去一看，一个身着背心、穿着短裤的人躺在草丛里(负伤后，陈赓为避免敌人搜查口袋而特意脱掉制服)。仔细辨认，这不是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陈赓吗?只见他左腿两处中弹，膝盖骨、脚腕骨被打折，血流不止，把田沟里的水也染红了，一时昏迷不醒。杨庆兰来不及细想，一把背起陈赓，急忙往山下走去。很快，天就全黑了，她步履蹒跚地前行。汗水浸湿了杨庆兰的衣衫，可她咬紧牙关，竭尽全力，最终将陈赓送到医护所。后来，她和陈赓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陈赓还笑着说：“感谢你救了我一命，一个女孩子真不容易!多了不起啊!”多年以后，他们相互见面时，陈赓总提起杨庆兰的救命之恩，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王鸣皋： 转战潮州悲喜交加
王鸣皋(1909-?)，湖北襄樊市(今襄阳市)光化(今老河口)人。1926年任中共光化县支部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考入武汉中共青年干部军训班，同年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转战闽粤赣边境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赤水县妇联主任、贵州省文教局副局长等职。
1927年9月中旬的一天凌晨，王鸣皋搀扶一些轻伤员沿河岸向汀州进发，两天后到达汀州城。受共产党的委托，城内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把包括徐特立、陈赓在内等许多伤病员都收容在医院里护理治疗。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25日，王鸣皋与胡毓秀被安排在潮州邮政局工作，主要负责检查来往的信件。25日下午3时许，黄绍竑的桂军攻进城内。王鸣皋连忙收拾好文件往外跑，未料迎头碰上了邮政局老局长。他拦下她们说：“外面正在巷战，你们大军已经退出潮州，我已经叫人把铁门锁上了，你们女孩子还想上哪儿?”她俩再三请求局长放她们出去寻找自己的队伍，局长装作什么也没听见。无奈之下，两人只有“耐心”等下去。
傍晚时分，街上再也听不到枪声。局长走到王鸣皋跟前说：“今晚你们就暂且住这里吧!噢，你们把‘红带子’取下吧!明早我会派人送你们到红十字会医院去。”
此刻，王鸣皋和胡毓秀才明白她们已经与部队失去联系了。第二天天一亮，她俩就被送到了红十字会医院。一个穿短衣的工人把她们引到厕所间，她们一进门，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人，大家一打照面，王鸣皋不禁喊了起来：“哦，勤先，你怎么也在这儿呀?”原来，谭勤先被分配在电报局工作，巷战开始，她急忙回营去，未曾想途中负伤，后被好心的老百姓送到了医院。
为了避人耳目，那个工人在厕所门上挂了“女厕所”的招牌。就这样，王鸣皋等3人在厕所里潜藏了整整一星期。期间，每天都有专人给她们送来两顿糙米饭。日子很难熬，但谭勤先却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她笑着说：“你们别那么愁眉不展呀，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谁不知道呀，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更要经得住困难的考验。我们一定要坚强活下去!”第八天，谭勤先所负的腰伤基本痊愈，此时，那工人捎话过来：“有个医生要请你们去谈话。”大家见到了这位医生，他30来岁的样子，很同情革命，谈了一些外面的事后，还安慰了大家一番。大概又过了几天，医生说：“这个医院收容的都是作战双方的伤员，其中大部分是你们的伤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暂时在这里做看护工作好吗?”王鸣皋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现在能继续为革命做点事，她自然感到很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她们来到了伤员的病房。第一间大病房里，住了二三十个伤病员。其中有个伤病员睁大眼睛打量了一下她们，然后轻声地问：“医官，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王鸣皋微笑着点了点头，心里既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她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看不见许多朝夕相处的同志和战友，欢喜的是她们在困境中又得到了好心人的许多帮助，现在又能继续为同志们工作。从那天起，她们就在医院中精心地照料着自己的伤员同志。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王鸣皋等从潮州转到汕头，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