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延安时期她和毛主席交往较多。那时她和毛主席谈什么干什么都很随便，在毛主席面前第一次失礼是他同江青结婚的时候。当时，她接到了参加婚礼的请柬。可是，正是在这前两天，保育院通知她：女儿蒋祖慧病了，眼睛红肿，都快看不见了。她心急如焚!这是她1934年秋天在南京生下的女儿。后来她回忆说：“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和丁玲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幽禁，曾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于1991年在台湾去世)，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保育院在延安城外很远的山沟里，丁玲得知女儿得病的消息便张罗着借马。好不容易，任弼时同志帮她借来了一匹，她顾不上对毛主席失礼，便骑着马看女儿去了。她说：“从这时候开始到建国初期，毛主席似乎没有计较我的失礼，但谁知道江青知道我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会是个什么态度，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几十年之后，她对我谈起这件事，还流露出后悔不已的情绪。
“……最让我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一听便拉下脸来：‘哼，你以为是我要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毛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诬蔑我，是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丁玲刚刚复出，我当时是她的《生活·创作·修养》一书的责任编辑，在是否把《三八节有感》收到这本书中去的问题上，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她告诉我：“当年在延安的一次高干学习会上，文艺界只有周扬和我两个人出席，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发难，批起《三八节有感》来了。那时毛主席保了我一下，说《三八节有感》有批评也有建议，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后来，毛主席对我说：‘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些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毛主席的这些话，说得我很信服。以后我再批评人时，就学着先估计到人家的优点、长处，然后再说缺点。”
五
1984年8月中，我因要去西北便到丁玲那里打个招呼。告辞时，丁玲说：“你等等，让你看一个东西。”说完，便到她自己的屋里拿出报纸包的东西放在餐桌上，叫我坐到那里去看。原来是党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发来的文件，为丁玲彻底平反、彻底恢复名誉的!文件重申了1941年在延安审查丁玲同志是一位为革命事业作了贡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读完以后，我高兴极了，很想在她面前发点感慨，不料，丁老太太却抢着说：“现在，我可以死了呵!”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琢磨着，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待我从西北回来，听说她要办刊物。我说：“你要干的事多着呢!《在严寒的日子里》没有写完，像《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这样重要的回忆录，还应该继续写下去，越多越好!还有，还有……”这时候，她不再作声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我。我毫不犹豫地劝她：“这几年，人们都说你保守、僵化，是一个‘左’派……”不等我说完，她便说：“人家早有一定之规嘛!需要丁玲当右派的时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现在，他们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左’派，我就成了他们所指责的保守呀，僵化呀，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看着老太太的这股倔劲，我坚持告诉她：“这样说你的人，在我的同学和朋友中也有，他们还要求我劝你呢!我的这些同学和朋友，同你所指的持一定之规、自以为一贯正确的人，是没有什么联系和来往的呀!”丁玲不禁笑了起来，说：。杨桂欣，你还是太嫩了一些呵!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同他们没有联系，没有来往，这对他们不是更好吗?他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是群众说你丁玲僵化、保守，‘左’，于我何干?他们还可以炫耀他们是尊重群众意见的呢!”说到这里她从藤椅上站起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好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就是好呵!不许再搞政治运动。现在，他们再狠毒，也只能在非公开的舆论上下功夫，拼命说我丁玲是‘左’派僵化、保守。再想和当年那样，趁我主动要求去北大荒的机会，盗用中宣部的名义，开出那样不讲人道、不要党的政策、连对待俘虏都不如的介绍信，他们是绝对办不到了!”
六
1985年7月中旬，丁玲正准备去河北省蔚县疗养和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可是，一到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大夫便命令她：必须立即住到医院里来!从此，她除了在九月间回家看《莎菲女士的日记》电视剧样片，并和剧组主要成员漫谈该剧之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木樨地22号楼5f118号。她在这里住了六年多。当她坐着轮椅下楼回医院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我大概是再也回不来了啊!”1985年11月间，协和医院第一次发出丁玲病危的消息。第二天下午，我便去医院向她汇报工作。一进门，便见她盘腿坐在床上，陈明则坐在沙发上。她一见我，便满脸笑容，大声地说：“杨桂欣，你猜前些日子哪些人来看我了?”我说这没法猜，反正关心你，爱护你的人都会来看你。我还未说完，她便高声大气地嚷道：“陈登科来了。我说，‘你来干什么?我死不了!’这不又恢复过来了吗?现在，我正在争取医生同意，让我回家过春节。到时候，把你们的家属都请到我们家里去。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们为《中国》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吃了不少苦头，她们全力支持你们，也有她们的功劳啊!”
我怕她太兴奋，劝她休息，但她仍说个没完。我真怕她是回光返照!好在这时护士进来了，我正准备回家，她却又说起来：“杨桂欣，你刚才说关心我、爱护我的人都会来看我的，这倒是不错。不过，有的人对我的关心并不是什么爱护，他来这里看我，是搞火力侦察，看我丁玲还能活几天。其实，他是巴不得我早死的。”陈明听了，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坚决制止她继续说下去，并把她扶下床来，让她在沙发上坐着。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解释为什么说是“火力侦察，”，又为什么说“他是巴不得我早死的”。其实，她的解释对我来说显得多余。
丁玲住进协和医院以后，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去看她。有一次，她激动地告诉我：“你知道有谁来这里看我吗?”不等我回答，她便说：“默涵和白羽都来看我了，向我赔礼道歉，检讨他们在我的案子上犯的错误;白羽还说，他是来向我赔罪的。我说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嘛!再说，责任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呀!”
丁玲逝世的第二个月，即1986年4月，刘白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散文《丁玲在继续前进》，其中说：“新中国诞生后，丁玲一生中更巨大的坎坷降临到她头上。如果说前半生的坎坷，来自敌人阵营，而后半生的坎坷，却来自自己阵营，这是不能不令人唏嘘惋惜的。想到这里，我心情沉重，思之痛心，因为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而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白纸黑字，公诸世间，比起在丁玲病房向丁玲赔罪，更显得真诚，显得庄重。如果丁玲九泉之下有知，我想她会欣慰不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