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1年春末，茅盾同志去世，丁玲特地从鼓浪屿飞回北京送别恩师。早在庐山的时候，应我要求陈明为我去北大荒画一张联络图，丁玲便决定1981年夏天回北大荒探望，要我跟她去。我趁她回北京，便去询问什么时候动身。刚按响她家的门铃，给我开门的竟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位60多岁风韵犹存的老太太。后来，我才知道她叫甘露，是丁玲在延安结识的一个好朋友。丁玲告诉我：萧三从苏联回延安，甘露才20岁出头，毅然和萧三结合。后来，萧三在苏联娶的妻子来到中国了，甘露只好和萧三分手。她还告诉我：她在北大荒期间，有时回北京看病或办事，都请甘露帮忙，才不怕别人指责她同我这个“大右派”划不清界限呢!需要她帮忙的时候，她是绝不推辞和马虎的。
我和甘露交谈了起来。她说她年轻的时候非常崇拜丁玲;在西柏坡时，她和丁玲一起陪毛主席散步：毛主席得知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勉励她到基层去锻炼，最好能去当一个时期县委书记，等等。她还告诉我：“1979年丁玲刚回北京，身体不怎么好，还要到医院去看望周扬同志，那一次，是陈明约我陪丁玲去的。周扬的态度冷淡得令人意外，叫我这个旁观者也看不下去!”不久周扬突然回访丁玲。那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天下午，丁玲到政协开会去了。周扬突然来了。陈明接待了他。后来，陈明告诉我：“他对我解释，为什么没让我当第四次文代会的代表，还说他的老婆苏灵扬30年代在上海也参加过左翼戏剧工作，这次也没有当上代表。名额有限，咱们两家，每家都有一个代表，这就很好了啊!他这次来，还给我带来了文代会的列席证，还有一个纪念册，好像是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我记不确切了，大概是为了安慰我吧。”
我和陈明正在高声大嗓地发感慨，丁玲便从对门那间屋子里走过来，她说道：“他哪里是来看我呀!要是真心来，事前可以打个电话，无论如何我也会在家里迎候他。说不定他是知道我要去政协开会才来的呢!他来这里要干的事，他所讲的那些话，也说明了他是专门来向你陈明作解释的，不是来看我的。”陈明立即批评她：“别那么太敏感、太多心好不好?他来了总比不来要好嘛!”
待丁玲回到她自己房间，陈明把自己房间的房门关了起来继续对我说：“真是一个老小孩，一提起这类事就激动，怎么劝也改不了。其实，这也难怪她。给江丰平反的时候，陆定一亲自到江丰家里赔礼道歉，说江丰错划为右派，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江丰把这件事告诉我，非常感动。”要是周扬对丁玲也能像陆定一对江丰一样，哪怕不赔礼道歉，而只来看看她，那么她的情绪也会更加稳定和愉快。”
我从陈明屋子里出来，丁玲坐在客厅里。一见她，我暗暗后悔刚才不该大发感慨弄得老太太激动不已。几十年的疙瘩到了该解开的时候了，文艺界是需要大团结的啊!老太太见我站着发愣，便叫我再坐一会儿。她说：“我还在山西等着平反，我女儿蒋祖慧凭着和周扬的女儿是同学、朋友的关系，在好友的催促下，到周扬那里打听我的平反问题。不料，他竟在我女儿心上捅了一刀，说什么你妈妈的右派问题是可以平反的，但在南京那一段的历史，还是有污点的。什么污点!在我女儿面前讲这个话，就是他所奉行的人道主义……”周扬对她女儿说那话，确实是不够人道的。即使真有污点，也只能由党组织来宣布，而不应该由周扬同志个人擅自论定。
三
1981年7月中，丁玲重返北大荒。行前，给我讲起划成右派之后于1958年刚到北大荒时的一些事情，如作协派的监护人所用的软卧火车票竞要由她付钱……农垦总局政治部的李主任看了她所持的介绍信如何不平，等等。
到达农垦总局所在地佳木斯市，第二天上午，丁玲坚持到农垦局机关去看望。丁玲到达之前，李主任早就坐在会议室里。他们在会见交谈中，我迫不及待地请他给我讲讲当年接受丁玲报道的情景。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从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几十年间从未见到过丁玲交给我的那种介绍信，什么不给工资，不给生活费，靠自己的稿费过日子，这哪里是我们党的政策呀!?我们党对人的处理，从来都是坚持给出路的政策的。过去，连俘虏要回家还给路费呢!丁玲过去是共产党员，是著名作家：不管犯了什么大错误，只要不杀头，也应当给生活费呀!实际上是要从生活上置丁玲于死地。文艺界的事，我们农垦部门管不了，但丁玲既然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就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给她必要的生活费，我们农垦局是有权办理的。”说到这里，他的脸都红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丁玲后来在她那篇回忆录《风雪人间》中，把当年同我说过的写了一些，只是太简略，现不妨抄录一段。。
“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旧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引者注：陈明因为替丁玲中辩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于1958年春夏之交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夕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如果真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权威人士的恩准鸣?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
“我从作家协食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坠入五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么，党
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和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留在北京工作，还是在政协小组会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作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纪律规定放在眼里。……看来，我比所有右派都罪大恶极!……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也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性。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丁玲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和评述某个人不但有根有据。而且也情有一可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