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结束两天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基本政策策略。在报告中，毛泽东盛赞：“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东北抗日斗争的意义，也正如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指出的，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一起，“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使革命的阵势从局部向全国发展、从不平衡逐渐向某种程度的平衡发展。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党中央已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恢复联系，得知陈云、陈潭秋、滕代远、曾山、孔原、潘汉年等同志在代表团中的积极工作和在代表团领导下东北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毛泽东对此满怀喜悦。1936年1月1日，在亲笔起草的致朱德电报中，毛泽东将“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列为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来取得的八大成就之一。
为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实现主力红军直接对日作战，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发起东征，渡黄河挺进山西，直指热河、察哈尔、绥远，虽然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斗争全局的要求下，东征红军于5月撤回陕北，但已在精神上给予日本侵略者巨大威胁，甚至引发了日本关东军兵力以长城为中心的重新部署。6月15日，杨松以化名“松山”致函周保中等，向东北抗联通报了红军东征的情况：
“自去年七次大会(即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后，吾党新政策在关内已得很大的成效：A、抗日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之下，已到达陕甘，并于最近东渡黄河而至山西省腹地;北出长城而向内蒙绥远进展，这么一来，红军日益接近到与日寇及“满洲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时期了，并且，使全国各阶级民众，日益相信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这是自去年七次大会后，在关内政治形势新的变动，这些变动，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有很大的好的政治影响，给游击运动一种推动”。
此前，东北抗联已从敌伪报刊上了解到红军东征的一些情况，并作为制定行动规划时考虑的重点因素之一。杨靖宇从当时的全盘形势出发，敏锐地认识到：“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在得知主力红军东征的消息后，1936年6月和11月，杨靖宇连续两次组织抗联第一路军部队西征热河，一度进展至沈阳、抚顺一带，并在摩天岭战斗中歼灭日军今田大尉以下14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和天气原因，两次西征均未达到目的，而且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尽管如此，西征毕竟“是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西征部队和留守老区的一路军部队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南满地区的日伪统治，甚至伪都“新京”(长春)也大受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