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
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 “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
第五次：
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
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
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 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毛泽东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见，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他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
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