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决定到下面去，要亲自视察农村的情况。在他还没有离开中南海前20多天，就已经派办公室主任和外事秘书到河北农村做调查研究，下面的许多情况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提供的。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我这个专职摄影记者当然不能落下啦。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为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总理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总理在农村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用耳朵听而不插话讲话。以前总理曾说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以前跟随总理出访，看惯了总理一尘不染的笔挺衣着和潇洒的风度。这次出发时猛一看总理下农村的装束，觉得好笑：一身棉布质的灰色中山装，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皱巴巴的;热了，干脆敞开怀，一手抓住衣襟当扇，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尽管外表如此“土”，却掩盖不住周恩来绝伦的儒雅之气。只是他眉宇间挂着的一丝忧虑，让我感到这次下乡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1961年5月3日，我们来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伯延村是个公社，有十多个自然村落，人口2.7万，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大，饥荒严重。周恩来这次到农村是带着考察题目来的，主要有三点：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四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配厂的人开会七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周总理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被叫来参加会议的社员，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你的。农民们虽不知国务院总理属于多少级干部，但他们知道宰相的分量。见总理挨个问他们，他们只是笑，也不敢乱回答。生怕说得不好，让干部怪罪，让总理笑话。周恩来见群众对食堂问题有顾虑，就开口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周恩来这番开门见山的讲话，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拘谨，气氛活跃了起来。结果，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10名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其实，到会的社员不知道，周恩来为了掌握真正的情况，曾和工作人员一道“偷袭”了一次食堂。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他见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就奇怪地问：“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吾吾，说：“是的，是的。”周恩来笑着说：“那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这时，本想吃几口肉的我，听总理这番话，惭愧得抬不起头。总理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怎能就不需要呢?我真想给总理碗里藏几块肉，但又怕发现后挨批评。正犹豫中，一碗肉和一盘炒鸡蛋就被总理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可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慌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的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但是，他还没有调查清楚社员是不是能真正吃饱。公社领导在汇报情况时说，食堂能让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可周恩来发现村子里有不少浮肿病人，知道这食堂汇报有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