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其个人表现的勇气和一定的原则性，连日方都为之敬重。据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 ：“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渺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胡兰成 ：《今生今世》，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 年版)
日汪和约，当然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对于签订不平等条约者，一概斥之为汉奸，如秦桧，如李鸿章。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苏俄逼使中国允许外蒙古独立，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借故推脱，乃至辞去外长，为的就是不担汉奸罪名。南京失陷时，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份“和约”，汪精卫劝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孔不敢签 ：“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了两颗子弹。”
汪精卫虽有“胆子”，也不敢贸然签字，他知道这一笔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却害怕当卖国贼，留下千古的骂名。一份“和约”，往往复复逐条讨价还价好几个月才出台，按说是毫无意义的。日本最后投降，这份条约成了废纸，而汪氏亦未能逃脱卖国的骂名。
汪精卫一方争的是哪几条呢?一、中华民国国号、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国旗、三民主义国策不变 ;二、日军必须从中国撤退 ;三、日军占领区的中国法人以及个人所有的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一般住宅，应迅速归还 ;四、不承认满洲国。如果这几条完全得以实现，平心而论，那就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平等条约了。
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会同意，提出 ：一、由于三民主义是排日抗战的根源，应当修正这一理论 ;二、青天白日国旗仍为抗战的重庆政府使用，并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为避免混淆，图案应予修改 ;三、日军占领的住宅、工厂、商店可以归还，但铁路在战争期间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后立即归还。这第三条可以理解 ;唯第一、二条，连日本专门派做对汪工作的“梅机关”主要成员犬养健也认为过分，“因为自古以来，无论什么样的战胜国，还没有连对方国家的建国原理及国旗图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这又是超越胜败的两国间的和平运动。”(犬养健 ：《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这两条虽然过分，却都是虚的，也与前几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不一样。这是因为日方内部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换届，其政策波动、摇摆，有时不免生疏和荒唐，或节外生枝。但汪精卫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1939 年 12 月 30 日，汪精卫在上海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主要内容为 ：
承认满洲国 ;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利和合作关系 ;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中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 ;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 ;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及其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港口、水陆等应适应日本军事上的需要 ;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确保《纲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条款的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