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西原借款是指北洋政府时期日本寺内正毅内阁顾问西原龟三经手借给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大宗款项。西原借款的出台，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中国当时的内政有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先后卷入欧洲战场，日本趁机以“维护日英同盟协约”为借口，打着“永保东亚和平”的幌子，出兵山东半岛，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特权，并于1915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5月25日，日置益和陆征祥代表日中双方在北京签订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其中第一号第一条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将来与德国政府协定关于德国依据条约及其他关系在山东省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一概承认之。这里所谓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利益让与者，包括胶州租借地、青岛港湾、胶济铁路以及其他两铁路，并省内矿权。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武力威胁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所以此约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给予承认，中国反日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日本此举也激起了它与英美列强的矛盾。
1916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因“二十一条”交涉等外交问题而下台，新上台的寺内正毅改变了策略，对华采用了大藏大臣胜田主计的主张，即“菊分根政策”，先以稳妥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的同时，采取促使中国主动向日本提供有利权益的手段，以图既为日本过剩资本找到出路，又可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地化。
而中国国内的段祺瑞内阁急于统一全国，“其财政困难已达到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地方所扣留。发内债则旧债尚未整理，续募为难”，只能依靠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但借外债也有四国银行团的约束，缓不济急，且不易磋商。因此当1916年10月西原龟三提出“中国如能特派一适当的人前来日本表示敬意，并进一步磋商改善日中关系的具体办法”，段祺瑞迅即响应，以“赠予日本大皇帝大勋章”为由，派前交通总长曹汝霖充当专使，赴日接洽对日借款问题，此举由于黎元洪总统及国会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此后，西原龟三就开始在中日之间穿梭，先后六次来华，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经手达成中日间八笔借款，分别是：1917年1月20日的交通银行借款和1917年9月28日的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1918年4月30日的有线电信借款;1918年6月18日的吉会铁路借款;1918年8月2日的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满蒙四铁路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山东二铁路借款;1918年9月28日的参战借款。累计金额达1.45亿日元。
这八笔借款由于寺内正毅恐敌党反对，且避国际视听，遂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为主体，组织一特殊银团，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参与借款的曹汝霖回忆时说：“及西原之提议起，以无折扣为主义，轻其担保，破除向来借款之苛例，又以实业为名，不涉内政，是以当局者坦然进行，毫无顾虑。”但如果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则明显可看出日本的政治企图。每一次借款的出台都与国际形势变化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