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而不靠”：保证内战胜利，打破雅尔塔体系
抗战胜利后，中国不过是美、苏东亚战略的砧上之肉
自晚清以来，中国融入世界之趋势日渐剧烈。及至3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甚至已成为决定国民政府抗战前途之最关键因素。绵延数十年之国共斗争，亦须同样置于国际政治格局之中考量，始能获见全貌。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在开罗会议上虽获“四大国”之虚名，但实际上仍不脱被美、苏、英三大国摆布之命运。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会见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时，曾明确提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具体条件：
“他告诉哈里曼，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应归还苏联。他又在特意准备的地图上划了一圈后说，苏联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但为了保护海参崴的交通，苏联需要租借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地区，以及从大连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折向西北至满洲里和折向东至海参崴的全部铁路。作为交换，苏联承认战后美国在中国将居于主导地位，并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有合法的统治地位。至于中国内部的国共纠纷，苏联与中共的行动无关，苏联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为改善生活状况而与国民政府发生争斗。”
显然，在斯大林的意识里，中国不过是砧上鱼肉，如何宰割，并不需要征求国民政府的意见。1945年初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所达成之秘密协议规定，“苏联(在东北)的优越权益须予保障”，其具体要求须“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斯大林并告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可以由赫尔利自行判断决定于何时将该密约通知蒋介石。
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为密约之事，于本月下旬专门前往白宫拜访了杜。杜当面保证：美国会承担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全部义务，促使国民政府按协议办事。获得该保证后，莫洛托夫立即向宋子文发出邀请，欢迎其访问莫斯科;实际目的则是逼迫国民政府按雅尔塔密约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可见在杜鲁门的意识里，中国同样是砧上鱼肉。
毛泽东的应对之策：对外援，“任何时候都要，任何时候都不靠”
美、苏试图擅自安排战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将其局限在美、苏两国均可接受的范畴之内，使中国政局之发展，符合他们战后在东亚的战略利益。这种“擅自安排”，非止针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野之中共的政治活动，也同样被要求按预期发展。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内战中的国际因素：“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1958年成都会议，毛泽东又说：“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二十年。罗斯福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
毛泽东时隔多年后的这两番话，实际上披露了在国共内战中，国际因素之干扰有多严重。1945年末，中共曾一度希望由苏联充当“东北之马歇尔”，以防美国人在内战调停问题上偏袒国民党，但苏联始终坚拒此项邀请，其驻华大使甚至装病以避免与中共谈判代表会见。及至11月，为缓和美苏关系，东北苏军代表甚至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控的城市政权，并撤退到铁路沿线的50公里以外，且威胁称：如不接受这一安排，苏军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
苏联如此这般，既支持中共，又限制中共，看似矛盾，实不过欲将国、共双方迫入美苏既定之雅尔塔体系。有鉴于此，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应对之策：“靠自己，不靠外援。不靠不是不要，要而不靠。任何时候都要，任何时候都不靠。就是到了全国胜利，有了中央政府，还是要，还是不靠。蒋介石的战略基础是靠外援，这是危险的，故失败。外援对我不是决定条件，对蒋是决定条件。”
联系到蒋介石去台后的反思：“中国军事为马氏(笔者注：即美国特使马歇尔，下同)所害”、“中国政治党务教育乃至社会人民，今日陷此苦境者，无一不受马氏之所赐也”、“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史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毛泽东1947年之判断——“蒋介石的战略基础是靠外援，这是危险的，故失败”——无疑是相当准确的。毛泽东说斯大林曾“怀疑我是半个铁托”，显然也跟中共内战中这一“要而不靠”战略有很大关系。
中共军队突破山海关，一路追亡逐北，雅尔塔体系对中国政治格局之安排，实际上已经支离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