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不但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加剧了，而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全面展开了。冷战并不是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开始于欧洲和中东，然后溢出到亚洲，而是在欧、亚两洲同时开始，因为美国的遏制政策是全球性的，也把亚洲包括在内，它帮助蒋介石集团在中国打内战就是鲜明的一例。当然，冷战的重点在欧洲。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进一步干涉印度支那，接着又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美澳新条约”，公然违背了艾奇逊曾宣布的美国除北约组织外不准备参加新的地区性安排的保证。而尤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使日本成为一个重要后勤供给基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兴。同时，美国又同日本签订了把中、苏排除在外的“对日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并着手重新武装日本。
朝鲜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同南朝鲜、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结果，美国很快在全球建立了军事同盟网和军事基地网。曾在美国外交界享有盛名的波伦(CHARLESBOHLEN)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见证》中着重强调：在朝鲜战争前，美国在国外承担的军事义务还是有限的，但是到1955年，美国在36个国家有450个军事基地，同拉美以外的大约20个国家结盟。他认为，“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朝鲜战争，使美国成为世界军事、政治大国。”
中美关系更加恶化
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经过那场战争，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了脚，成为美国不能不慎重对待的一个国家。在朝鲜战争后的历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和长期的印度支那战争过程中，美国都曾考虑过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甚至使用核武器，但慑于朝鲜战争的教训，它始终不敢真正动手。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加强冷战的一个重要目标，中美关系先是严重恶化，继而长期僵持，前后达二十年左右，台湾问题则至今尚未解决。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特别是发动第二次战役后，美国对中美关系三大问题(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和台湾问题)的态度进一步趋硬。在1950年12月上旬的杜鲁门--艾德礼(英国首相)会谈中，美英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艾德礼大力主张让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并且表示英国不同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指出它违反《开罗宣言》。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基调却是：“不能给予侵略者以任何补偿”，“不能为争取军事停火而付出政治代价”，既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也决不把台湾交还给中国。杜鲁门则表示，对美国来说，中国进联合国是一个“政治炸药包”，如果现在让中国进入联合国，他的政府在国内会遇到很大麻烦。他希望艾德礼理解美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要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
1951年1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并攻下汉城，英联邦国家由加拿大外长皮尔逊出面在联合国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原则”，其中第五条规定：在朝鲜战场停火后，由中、苏、美、英四国开会讨论远东各项问题，包括台湾的未来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当此议案在一月中旬的联合国大会付诸表决时，美国投了赞成票。但正如艾奇逊所说，他当时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如投票赞成，则可能失去南朝鲜的支持，并引起国会和国内新闻界的愤怒，倘若表示反对，又可能失去联合国中多数国家的支持。但他估计到中国将会拒绝这“五原则”，遂建议杜鲁门同意美国投赞成票。可见美国当时的表态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并不表明它愿意通过“四大国会议”来公平合理地解决中美关系中的那些重要问题。但当时如果中国接受“五原则”，美国要继续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以外、不让中国解放台湾，将会更加困难。
1951年2月1日，美国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这就意味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不会承认新中国，联合国也很难以多数票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美国所谓的“将尊重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代表权的决定”，已成为了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