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女性也有着人间的七情六欲，她们中有许多已经为人妻，而且正值育龄，她们渴望着与自己心爱的人有爱情的结晶。
揭秘：女红军长征途中如何解决生理问题的但无休止的征战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把女性神圣的权利变成了一场噩梦。
由于当年的物质条件和科学水平所限，遍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均没有发现关于避孕和节育的记载。因此，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来到人间的婴儿，就成了最无辜的受难者，他们的母亲，也就成了付出巨大代价的最令人心碎的母亲。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做了严格规定：路上谁也不准带孩子，不论职务多高。这体现了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此次西征转移的时间，不会比怀孕生育的周期更长。所有参加长征的母亲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据地。
始料不及的是，一些生命已经在母体中孕育。十月怀胎，瓜熟蒂落，而长征的终点却还遥不可及。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邓发的妻子陈慧清是最先体验征途分娩和骨肉分离之苦的女性。
在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的一个雨夜，贺子珍在路边的茅屋里临盆。警卫员用平时洗脸兼盛饭用的脸盆给婴儿洗了身子，据说第二天用来 打饭时，盆沿儿还沾着血迹。
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的时候，带队的董必武特意留下了30块大洋、两块烟土和一封亲笔信说明情况。贺子珍不久就在空袭中被炸伤，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时体内仍残留着弹片。
同样在过赤水河之时，陈慧清也分娩了。由于难产，她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骂丈夫的方法减轻痛苦。长征过云南的时候，邓发曾让她留在当地百姓家，她没有答应：这里没有群众基础，语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产妇的宫缩和追敌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董必武派人告诉断后的红五军团董振堂：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他务必顶住。董振堂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勇猛阻击，顶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生完孩子才撤下来。有的指挥员不理解：为了一个婴儿，牺牲这么多战士值得吗? 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贺子珍和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李贞和甘泗淇正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举行着简朴而又热烈的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