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当面称叶挺将军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旗号，而叶挺担任了红军的总司令。“第一任总司令”之说由此而来。新四军作为人民军队的重要一支，它的战史也要从叶挺写起。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同意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但内心并未完全放弃“剿灭共匪”的计划，只是变换一下策略，实行所谓“北和南剿”。1937年春，蒋介石密令第157师限期“剿灭”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此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先后在西安、杭州、洛阳、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谈判，主要是谈判长征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问题，尚未涉及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陈毅、项英等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内容只是停止敌对，就地集中改编为地方抗日武装，也未涉及集中改编一支队伍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叶挺利用他的特殊经历和社会声望，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后，叶挺根据周恩来赴庐山路过上海时的授意，主动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建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一支部队，开赴前线抗日。并建议这支部队取名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老四军的光荣传统。他表示愿意参与这支部队的组建。随后叶挺又将此事告知老四军军长李济深，还有冯玉祥，他们也向蒋介石进言，终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了“委员长核准”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的命令。这为我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集中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扫除了一大障碍，因为有了正式的任命，国共双方只要商谈如何集中改编就可以了。在以后的日子，国共双方就新四军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要求压缩新四军编制人数、要派人来控制部队，不肯承担军费供给，不断进行刁难。叶挺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同国民党当局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等据理力争。他曾以“辞职”逼蒋，迫使其让步。如果没有叶挺，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叶挺在蒋介石任命发布后，听从党中央召唤，亲自赴延安向毛泽东等表示，一切听从党指挥。毛泽东提出，新四军编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陈毅、张鼎丞、张云逸、谭震林担任师级领导，叶挺在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向国民党当局力争，最后达成协议，新四军编四个支队(旅级)，一、二、三支队各两个团，第四支队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国民党当局同意不派干部，委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等担任支队领导，后来又争得国民党当局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每月军费核定6.5万元，由于叶挺力争，增加到9.5万元，后来又增加到13.5万元。为解决上述问题，叶挺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奉命前来点验。罗是叶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叶挺与之巧妙周旋。罗提出新四军人多枪少，编制人数要减少。叶则采取把部分干部战士送教导队培训，把另一部分干部战士放到下面去充实基层，把宣传队和华侨服务团上调军部之类的办法，顺利地走完了这个点验过场。
所有这些，基本上实现了党中央对组建新四军的要求，叶挺以自己特殊身份作出的努力，为其他任何人所难以替代。
提高军队素质
新四军组建前夕，叶挺即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口中得知，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红军游击队，具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
同时，叶挺以战略家的眼光，也预见其不足：红军游击队员大都出身贫苦劳动人民的家庭，读书不多，缺少文化;长期游击环境，未能经过正规军事训练，更未研究过战略战术;小游击队作战，一个人发号施令就可以了，而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面对的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化日军，不仅要打游击战，还要打阵地战、攻坚战，大部队协同作战，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1938年4月，一、二、三支队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叶挺就以主要精力抓部队训练，他亲自给指战员讲课，讲国内国际抗日形势，讲与日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他亲自上操场指导指战员演练，列队、出操、打靶、刺杀、搞爆破、越障碍，一一示范，并严格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