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王亚樵前往沈阳,在得知靠侵华战争起家的日本陆军元老白川义则大将正在沈阳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后,遂决定改为行刺白川。但由于日本宪兵警戒极严,暗杀未能成功。11月底,王亚樵返回上海后,金九立即着手布置刺杀裕仁天皇。
金九派出的刺客是韩国独立党成员、时年32岁的李奉昌。1931年12月16日,李奉昌一切准备就绪,并在自己的内裤里缝了两枚日制军用炸弹,前往东京。
在东京,李奉昌以木下省藏的日本名字住进锦町旅馆。经过多天对皇宫周围的侦察,李奉昌选择了皇宫樱田门外警察署附近作为狙击地点。一是因为裕仁天皇经常从此门出入,二是因为樱田门外道路弯弯曲曲,特别是在警察署处有一个较大的转弯,天皇车队经过时必然减速,便于趁机投弹狙击。
但是要想接近那里并不容易。按规定,只有在每年1月2日和4月29日“天长节”时,人们才可以到那里。而在平时,若想到那里必须有贵族的证明。李奉昌在离开上海前,以参观皇宫为名,托曾与他谈过恋爱的一位日本贵族小姐为他办好了证明。证明上用的是另外一个日本名字——浅山太郎。
1932年1月8日,裕仁天皇在东京郊区代代木练兵场检阅了号称“精锐之师”的陆军第9师团。也正是在这次阅兵式上,他宣读了那份赞扬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敕语。检阅结束后,裕仁天皇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起驾回宫。这时,李奉昌已顺利抵达樱田门附近,准备伺机下手。
日本军部仍不肯罢手,他们给白川大将的指令是:向太湖前进。但白川忠实地执行了天皇裕仁的指示,于3月3日下午向日军发出了停战的命令。据说裕仁天皇在战后曾同近臣谈到上海事变时夸耀道:“在上海,将战区作某种程度的限制,以防止事件的扩大,这是白川(义则)大将的功劳。3月3日实现了停火。但这并不是依据参谋本部的奉敕命令,而是因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端。”《裕仁天皇独白录》(中译本),《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8期。很显然,天皇裕仁是在为自己表功。事实上,日本之所以罢手停战,是在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以至四易主帅、连吃败仗,在西方列强的一再警告和干涉声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保住面子”的策略。
上海停战后,天皇裕仁对派遣军大加褒奖,命令议会准予追加军事预算,并于3月16日颁赐敕语:“派往上海方面的陆、海军将兵,齐心协力,以寡克众,使皇军的威武扬于海内外,朕深嘉其忠烈。”[日]《朝日新闻》,1932年3月16日。
尽管裕仁侥幸躲过了李奉昌的暗杀,但他的爱将、在沈阳躲过了王亚樵行刺的白川义则就没那么幸运了。4月29日正是日本所谓的“天长节”庆祝日本天皇诞辰的节日,1932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31岁生日。,占据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了庆祝仪式,白川义则也出席了这一庆祝活动。王亚樵与金九再度策划了行刺活动,当日本国歌《君之代》的乐曲接近尾声时,朝鲜义士尹奉吉将一颗自制高爆力炸弹投掷到了主席台上,白川义则等7人被炸伤,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后来在日本战败投降书上签字的重光葵也被炸掉了一条腿。白川义则因伤势过重被送回国内,在一个月后死去。行刺者尹奉吉当场被捕,同年底在日本的石川县金泽市英勇就义。
闻知白川被炸伤后,伤心不已的裕仁于5月23日亲自看望了受重伤住院的白川,对其大加赞扬:“作为上海军司令官,在异地奋力作战,终于完成任务,显扬了国威。”并对周围的人们说,“白川是好样的!”[日]尾崎胜敏:《人间·昭和天皇裕仁》,原书房,1999年,第87页。
白川的死被当作战死,其灵位也被祀奉在了靖国神社。第二年春天例行大祭时,裕仁在白川的灵位前叩首。回想起白川的一片忠诚,裕仁暗中流下了眼泪。后来,天皇还把这种感慨写成了诗赐给了白川的遗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