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倒”：巩固新政权之内政，冷战亦因之转型
为新政权之巩固计，与苏联结盟，是1949年最正确的选择
1948年攻占沈阳后，中共已有自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自此始，战后新中国将奉行何种外交，新政权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如何自我定位，就成了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一件大事。
在此之前的1946年，丘吉尔已经做了其最著名、被视为冷战之开端的“铁幕演说”。而中共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则等于彻底打破了美、苏“雅尔塔体系”所秘密约定的亚洲势力范围。有鉴于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正式宣告：新中国将选择苏联作为盟友，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如此决策，有极具体的现实考量。当1949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谈得最多的，是要求莫斯科为新政权提供全方位的援助。这些援助关系到新政权的整个顺畅运作，单纯的军事援助反而并非关键。据沈志华教授总结：
“毛泽东称，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打败蒋介石只用缴获的武器就够了——而在于中共完全没有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的经验。刘少奇谈到了这样的情况：进入大城市的初期，中共按照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把资本家的企业分给了工人，结果工人们把企业全部拆光卖掉了;有的地方强迫企业主提高工人的工资，以致他们无法经营，不得不关闭店门，结果反而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共十分缺乏懂得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干部，为此，甚至不得不推迟对上海、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进攻和占领。”
“(米高扬)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到：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米高扬的判断是正确的。内战之胜利来得太过迅速，长期植根于农村的中共，显然还没有积累起足够的管理、运作城市的经验，也还不懂得如何去建设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新中国——事实上，即便是自1927年以来长期执政的国民党政权，也未能在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上有所建树。以当日冷战之格局，中共既已打破雅尔塔体系所约定的美、苏在东亚的既定势力范围，上述种种亟需之援助，显然不可能寄望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与苏联结盟，已是1949年中共唯一的正确选择。
正因如此，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在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方面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除了希望苏联提供保卫大城市的高射炮，发展经济的贷款(3亿美元)，制止通货膨胀的白银、纸张和油墨，以及其他物资援助外，主要就是需要苏联派来大批的顾问和专家。”
毛泽东之所以在主动宣布“一边倒”，还有另一层远虑。1949年7月，邓小平曾告诉华东局：“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
“一边倒”的同时，坚持从苏联手中收回旅顺、大连及中长铁路
“一边倒”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并非意味着对苏联“言听计从”。事实上，在“一边倒”时期，国家主权之独立与完整，同样是毛泽东所致力追求的。譬如，1949年2月4日毛泽东曾向米高扬提出外蒙古问题。虽然米高扬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外蒙古和内蒙古联合的建议，毛泽东仍坚持说，两年以后，当中共政权得到巩固时，外蒙古便可以与内蒙古合并，回到中国。由此不难窥见毛泽东的民族情怀。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签订。毛泽东并非不知道按雅尔塔体系，旅顺、大连已被划入苏联的军事控制范围。但访苏期间，“毛泽东硬是把雅尔塔会议安排给苏联的旅顺、大连给要回来了，把中长铁路也给要回来了。那等于就是把苏联在远东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又给封闭了。……这是斯大林不能忍受的，他的整个亚洲战略就泡汤了。”此后，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即与此有关。如沈志华教授所言：
“斯大林就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发动这场战争，如果顺利，他就可以控制朝鲜半岛的仁川、釜山等这些不冻港。退一步说，即便战争不顺利，远东出现紧张的状态，中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应对美国的威胁，势必要让苏联回来，暂时不归还旅顺军港。”
朝战爆发后，冷战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与它的盟友先后建立签署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澳新美条约、东南亚条约、巴格达条约。冷战自此由以欧洲为主，蔓延至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