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书柜最显眼的位置，展放着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人民日报》编辑出版的一本纪念文集《五洲的怀念》。每当自己出版了作品，我总是把样书放到这本文集的前面，让敬爱的周总理第一个看到我的成果。等到下一次再有新书出版，便把前一次的换下来，迄今已换了42次……
与周总理结缘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历史老人的安排，亚得里亚海岸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成了与我们最要好的兄弟友邦。随着中阿友谊蓬勃的发展，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了中央各部委非常紧缺的人才。
1964年，我从北大俄语系毕业后，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奔赴遥远的阿尔巴尼亚留学3年。1969年8月，我完成了陪同中国专家在阿工作的任务回国以后，有5个中央部门抢着调我去工作，其中总参某部和人民日报国际部为调我争执起来，最后争到周总理那里。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报纸的国际宣传工作，一直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周总理对人民日报国际部负责人戴枫同志说，最近一个时期，他在报纸国际版上，经常读到署名“红山鹰”的阿尔巴尼亚通讯，文章写得不错，看来作者是懂阿尔巴尼亚文的。为了加强报纸对阿尔巴尼亚的宣传，国际部是否可以考虑调这个“红山鹰”到报社工作?
戴枫同志告诉周总理，“红山鹰”正是他们要调的郑恩波。周总理高兴地说，这样的话，郑恩波还是到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合适。于是，总参某部便把事先准备好的调用材料主动转交给了人民日报社。报社以“特事特办”的办法给周总理打了调人报告，总理很快作了批复。这样，人民日报国际部便很顺利地从我所属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我调到了人民日报社。
当年9月16日，我满怀一个贫寒的车夫之子彻底翻身，当了国家主人的幸福感、荣誉感和非同一般的责任感、使命感，兴冲冲地走进王府井大街277号虽不很高但却显得异常神圣、庄严的人民日报社大楼，成为该报的翻译、记者，以笔为武器的新闻战士。这件事乐得我几天合不拢嘴，我反复地想：一个刚30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得到驰名中外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武双全的一国总理周恩来的关注与重视，这不仅是我们郑氏家族多少代的莫大荣耀，而且也是故乡盖州乃至营口地区历史上的大喜事啊!
44年前，在周总理亲自关心下，我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是我一生中迈出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一步为我终生的事业定了位，铸就了我平生既从事新闻报道、文学翻译，又搞文艺评论的三栖文人的模样，并激励我为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文化行家拼搏不息。周总理是塑造我这个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综合形象的设计者。
到报社不到10天，领导就嘱咐我做好陪同即将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的工作。10月16日，周总理要接见代表团，由我担任现场翻译。我既高兴，又有些紧张，心里想：一个月前，周总理批准我调到报社工作，现在马上又要我给他老人家当翻译，我也太有运气了。但是，一旦译不好，译的过程中打奔儿，怎么办?我知道周总理的法文很好，可用法语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交谈。阿文与法文比较接近，我怕有的词译不准，影响周总理的情绪，甚至影响整个接见。而且，不久前，周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这件事，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果总理谈话中涉及到此事，政治术语更要译得准确无误，不能出丁点儿差错。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更不安了。陪同代表团的资深记者戴枫同志见我惴惴不安的样子，便很体贴地给我打气：“要有信心，保持平静、沉稳的心态。总理特别慈祥可亲，很体谅翻译。你大胆地译，就像在一般场合一样，没问题……”戴枫同志如兄长般的关心与鼓励，让我紧张的心情平静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