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最好的游击队善于宣传。正如布特指出的，美国人不善于口水战，这是众所周知的。的确，任何入侵者都难以让当地人相信他们的意图是高尚的。可是，美国也未能让国内民众相信这场战争值得作出牺牲。
这与第三条重要的教训有关，即需要耐心。胡志明准备战斗几十年;穆斯林叛乱分子说要战斗几世纪。而美国人希望速战速决，这在游击战中永远是不可能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常规战术对打游击的敌人无效。1960年至1962年出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德克尔将军顽固地坚称：“任何优秀的士兵都有能力对付游击队。”这种态度相当有代表性。美国的高级指挥官们经常辩称，教授专门的平叛技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游击战不常见。
未能吸取这些教训是美国屡遭挫折的原因。不过布特强调，失败并非不可避免。根据他的计算，游击队的获胜几率只有20%。不过，他的数字有点儿误导，因为他把打败“地下气象员”组织这些没用的恐怖组织的事情也包括在内。当自信的强国低估敌人获胜的决心时就会导致失败。正义和力量并不必然占上风。
非正义战争难获胜利
从其他方面来说，这本书观点敏锐。但对越南战争的分析是该书最薄弱的一部分。
这令人遗憾，因为那场冲突处于美国经历的中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布特是他试图揭示的那种目光短浅的牺牲品。和许多对那场战争只有粗略了解的作者一样，他把越南视作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全球革命计划的一个证明。美国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人的失败作出了解释。
越南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民族主义斗争，是对国家看法相抵触的两方之间的一场内战。
在越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北越的共产党，而是南方本地的叛乱分子。这些人反对西贡政府，完全是因为西贡政府与美国关系密切。一般的越共干部参加战斗的时间不到10%，反而专注于政治工作。
美军无法对抗这种思想灌输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培训，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一个外人，不管他的目标有多崇高，也不能期望获得作为胜利先决条件的合法性。简而言之，美国人不属于那场战争。
1961年，乔治·艾布伦中校与他的越南联络官阮文茂上校聊天。后者问美国人为何要待在越南。艾布伦回答说，美国想帮助越南人打败共产主义，并向越南人展示民主将如何带来经济繁荣。阮文茂顿了顿说：“是，我理解你所说的，但是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艾布伦再次说：“我们来这里帮你们。”阮文茂插话说：“不，实话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
鸿沟是无法逾越的。阮文茂的参照系是法兰西殖民帝国;他能理解一种剥削心理，但不能理解一种声称是利他的心理。他对法国人感觉更舒服，因为法国人的目的更透明。由于不相信美国人只是想帮忙，他断定美国人肯定比法国人还要阴险狡诈。
布特认识到合法性(这是他列出的12条教训之一)的重要性，但在分析美国屡遭失败时没有给予合法性应有的重视。然而合法性，更确切地说是缺乏合法性，无疑解释了为何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形势没有按计划发展。美国人认为，他们在捍卫自由，但他们的对手看到的却是新殖民主义入侵者。这种观点分歧导致失败。
于是，悲观情绪可能要比布特意识到的更恰当。他疯狂地崇拜彼得雷乌斯，将其作为美国人能够打败游击队的光辉榜样。然而，战场上的胜利和长期的政治胜利大为不同。如果缺乏合法性，没有哪个镇压叛乱者，不管他多能干，能取得胜利。他必须向当地人证明，他的利益是正当的，他的存在是合适的。失掉这个论点就会失掉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