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不光是“老道”的李鸿章，即使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决不是这般天真之辈。他也不是要不顾一切、不知深浅地非打不可，并不放弃“通融”和了的努力。且看他给李鸿章的这一谕旨：“倭人以重兵突至朝鲜，肆其挟制;现复愿与中国商议，以共保朝鲜为词，似尚有所顾忌。如果无碍中朝体制，无损朝鲜权力，原不妨量予通融，以全大局。然倭情叵测，议之成否，尚难逆料。若待事之决裂而后议战议守，势已无及，不可不先事筹备。著李鸿章预为筹划，水陆各军如何分进，粮饷军火如何转运，沿海要口如何防守，一切事宜，熟筹调度，谋定后动，方可迅赴戎机。”看，这不是在形势发展难以预料的情况下，要做战、和两手准备的筹策吗?倒是李鸿章在“战”的一手上的准备明显疲软。光绪皇帝也不可能不掂量自己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军队和武备情况。在战争爆发前的7月初，他就急切追问李鸿章所统海陆军的详细情况：“究竟海军新练之兵共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李鸿章在复奏中报告：
北洋现有镇远、定远铁甲两艘，济远、致远、靖远、轻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两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系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如战舰所配员弁，机轮、枪炮各有专司。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动，战舰过少。
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镇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两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于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渐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
这是李鸿章就自己所辖北洋区域内的武力家底，开列给皇帝的一份详明“菜单”。我们原原本本地把它迻录在这里，对甲午战争中清朝作为主力投入的北洋部队，也就亮出了一个大致的底数。再就是，从李鸿章的奏陈中也能体察出，他申说以北洋武力应战捉襟见肘的意思。这也是他从一开始就以避战求和为主导倾向的重要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