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49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特派谋刺陈毅市长的着名杀手刘全德案，就主要靠胡均鹤处的特情高激云破的案。1950年7月，保密局派来的苏、浙特别站站长兼苏、浙“人民反共总队”少将站长兼司令封企曾的就擒，也是靠情委会的特情朱崇文(原名朱岑楼)从中识别捕获的。 二是为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登记提供线索材料约八千件(此数字与提供侦破线索的数字有重复)。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情委会特情人员中发现有问题的人，同样立即查处。1951 年上海市公安局结合对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分子的处理，结合镇压反革命，清理特情，在一千五百余名来自敌人阵营的特情中，继续留用的仅14名，约占百分之一，其中有罪恶有民愤的也都逮捕问罪了。
那么，关于“三千三”是什么意思? 1949年，扬帆在保卫干部训练班向学员上课时，曾谈到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他任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期间，张恺帆(建国后曾任安徽省省长)曾戏赠他两句诗：“扬公门下三千客，尽是鸡鸣狗盗徒。”这本来是两句带有玩笑性质的诗，也有赞扬他搞情报工作，能够用各种各样人物的意思。后来，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黄领导居然根据这两句诗，硬要把扬帆打成包庇特务反革命分子“三千三”，并正式上报中央。正如杨尚昆同志在《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所说，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散发这份材料，引起“群情激愤”，“把本已基本查清和解决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耸人听闻地说成饶漱石和扬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工作上的失误变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实际上，早在1951年，当时担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巡视上海侦察工作时，就曾指出上海的侦察工作“以特反特”的成绩：一是破了案，有些还是大案要案;二是发现特情人员有问题，立即究办。他当时认为胡均鹤等人都是用得好的。
上海解放之初公安部门实行“以特反特”斗争策略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工作上的错误缺点。罗瑞卿部长当时指出：一是用于内部。(1949年8月，扬帆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汇报社会处干部不够，饶漱石这次明确指示“特务可用”，作为解决干部力量的办法之一。扬帆据此从胡均鹤处选调了四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到预审科充当预审员)二是关系太滥。三是以特情领导特情。四是暴露秘密，公开使用，从而招致我们在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