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要用胡均鹤呢?饶漱石指示要用胡均鹤的理由有二：一是胡均鹤和许多汪精卫特务吃过国民党的官司，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二是上海情况复杂，我们对情况不明，有必要用特务。上海当时已是600万人口的大都市，我们由外部进入，对隐蔽战线的敌情不了解。胡均鹤充当过国民党和汪伪的特务，他熟悉这两方面的人事，应当用他作为“眼线”。用饶漱石的话说，我们进上海处于“敌情不明，群众未发动，公安力量未组织好的形势”，“应麻痹敌人，争取时间，组织力量，发动群众”。进入上海之初，饶对此还有进一步的说明：“过去国民党就是用顾顺章把我们的地下党搞垮的，我们也要这样办，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二、情报委员会和所谓的“三千三”是怎么一回事
饶漱石在丹阳指示说：“可以让胡均鹤搞个委员会，我们派个干部进去，放在公安局的外面。”这说明，决定用胡均鹤的是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不是华东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扬帆负责的公安局社会处主管反特斗争，其第二室主管情报，情报委员会归二室管理，属外围机构，并不列入公安局的编制。情委会只有主任、副主任和秘书三人，没有其他委员。
当时，经过战争手段打下的上海，一时天翻地覆，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军管会颁布的治字第一、第二号布告，集中打击仍拒不放下武器继续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敌人，而对于那些历史特务，则注重先调查了解，摸清情况。胡均鹤的情委会便是通过他们个人的社会关系，给这部分人改邪归正，回到人民方面来争取宽大自赎的机会。扬帆还规定他们必须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和纪律，只许动口，不许动手。
据我所知，扬帆在筹建情委会的同时便有一个设想：第一步，通过情委会摸清上海国民党和汪伪时期的特务情况，这需要相当时间;大致告一段落后，第二步，举办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登记;第三步，结合对办理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处理，将情委会网络内的这部分人一并处置。过早处理会影响公开办理登记。上海市公安局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1949年六七月间，扬帆在社会处处务会议上宣布情委会成立。1950年2月社会处改编为政保处，原二室缩编为情报科，情委会则改为情报科的外围机构情报室，胡均鹤为副主任。同时上海市公安局城区各分局亦成立政保股，除由原社会处二室派出干部外，也由情委会派去一些编制外的人员协助建立情报网络。
在当时的情况下，情委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据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反间谍斗争史编写组掌握的材料，上海解放初期隐蔽战线特情人员约两千名，来自敌阵的占65%。情委会和后来的情报室的工作，一是侦察破案。解放头两年根据特情报告发现敌特活动的各种线索共约四千起，其中侦破专案470起，占同时破案总数的45%，其中重大专案约占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