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叶挺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由于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来得也慢。1932年秋天，叶挺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偕夫人李秀文和1岁多的二儿子正明，离开了德国，回到澳门，结束了5年的流亡生涯。
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获悉叶挺回到澳门的消息后，纷纷写信或派人前去邀他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挺心中明白，陈诚、陈济棠这两个人邀他“协力共事”，无非就是拥蒋“剿共”，这无论如何有悖于自己的志向和信仰，所以断然予以回绝。过了一些时候，陈济棠又写了一封信，并备了一份礼物，派了一名副官专程到澳门拜望叶挺。这一回，叶挺请那位副官把带来的礼物，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并请他带话给陈济棠，说叶挺忧国心切，是为了抗日救亡而回国的，而不是为了谋官职混饭吃。只要陈济棠坚持他的反共政策，他们之间就谈不上什么合作。除非是真正的抗日的爱国军队，否则，他是不会出来任职的，任何老关系老交情，也碍难从命。从这以后，陈济棠再也没有找过叶挺。叶挺意志坚定，宁愿过清苦的生活，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同时还教育亲属洁身自好，不要为国民党的官僚做事。他的儿子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曾勃然大怒，批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
在澳门居住期间，叶挺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十分关心抗战，多次返内地和香港，他在焦急寻觅抗日报国机会的同时，也关注着中共和红军的最新动向，并希望尽快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春，叶挺打听到当年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在上海做中共秘密工作的阳翰笙的住址，便立即写信给阳，希望阳翰笙能来澳门会面，他有很多心里话想向党倾诉。由于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紧张，阳翰笙一时无法抽身前往澳门，党组织决定另外派人设法与叶挺联系。1935年秋，组织上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并要他做好准备，等待党的召唤。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动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请求，由他出面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
变卖首饰，自筹资金，解决新四军军需
新四军组建初期，蒋介石在军需供应上对新四军进行克扣。国民党军事当局基本不供给新四军武器装备，只配给少量弹药。结果新四军所使用的武器大部分都是3年游击战争期间带过来的，还有少数是与日军交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枪械数量不够，导致新四军在岩寺训练场上练兵时，常常不得不两三个人共用一件武器，轮换着练习瞄准。上操下操时，一些战士也只好带着从根据地带来的梭镖、大刀。
为了解决新四军缺枪少弹的问题，叶挺一面呈文顾祝同，断续要来一些枪支，一面按照红军根据地自力更生修造武器的经验，指示主持军需处工作的叶辅平，从当地招来一些铁匠师傅，买来一些工具材料，在岩寺上渡桥江家祠堂，建起一个简陋的修械所，自己修理枪支。修械所在搬迁到泾县云岭后逐步发展起来，能够制造铁雷、石雷和简单枪械。叶挺又指示各个支队在驻地重视建设小兵工厂，以弥补敌后武器弹药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