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文运昌对毛泽东的帮助，确确实实是帮在点子上。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这样说：我进了东山学堂，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
1951年4月，毛泽东邀请文运昌进京做客，文运昌十分高兴，他除了思念的表弟外，还怀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仰仗毛泽东的职权给自己安排个职务。
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运昌就给毛泽东办公厅主任田家英写了封信，并随信开了一张14人的名单，都是文家老少，有的是毛泽东的表兄弟，有的是表侄和表嫂娘家的亲戚，要求照顾安排工作、职务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不久被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看后，不悦地说：“我不管其他领导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做安排找位置的事，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于是毛泽东大笔一挥，在文运昌的名单上批示：“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