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迷不悟的变节者
张国焘是个精明人，知道依照党内斗争的惯例，长征路上的这番折腾，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与其被动挨批，不如主动过关。他找到毛泽东，想找到谈话的话题，毛泽东却对过去的争论只字不提。他又找到林育英，想让林以国际代表的身份从中调解。可是，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这种努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搁了下来。
1937年2月6日，他将《从现在看过去》的检讨交予中央，把自己的错误，分为5个方面进行检讨，承认：“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于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结果”。“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看了这个检讨，很不满意，于2月27日发表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13部分，从政治、组织、军事、民主等方面进行分析，给张国焘定性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文章还说：由于张国焘以“私人意志去改变”北上的战略方针，以致使“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张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以凯丰的身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其传播的权威性及广泛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中央政治局3月召开的会议上，他照例作了检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作了批判性发言。3月30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草地密电”。
这份电文只是讲到开展党内斗争的程度，而没有“武力解决”的内容，“武力解决”是凯丰文章中说的。
会上许多人要求撤消张国焘的党内外职务，除开其党籍。中共中央考虑到他已认识到错误，且又同意中央的路线，故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他不作组织结论，还保留其在中央的大部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