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尽管如此，中央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将政治局会议开到他家，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赏我的住所是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
不多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请他去抗大教授政治经济学，而这恰是他所乐意的，因为，他曾在莫斯科列宁学校读过约二年的《资本论》，这正是用武之时，又何乐而不为呢?在经济学的讲授中，他的心情好多了。他说：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芦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得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
这时因西路军的失败，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又在延安掀起高潮。也就是此时，王明端着国际代表的架子，从莫斯科飞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应王明的要求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了莫斯科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而他印象最深的则是：“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