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杨至成摸清了情况，形成了一套搬迁方案，向毛泽东等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首长们的肯定。
1933年4月，中央政府和军委机关等，由叶坪搬到了瑞金城西南郊一带的几个村子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驻沙洲坝两处比较宽敞的杨姓私宅，毛泽东、张闻天、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等人在此居住并办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部驻乌石垄村一幢杨姓的两进私宅，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在此居住和办公。
各领导机关搬迁完毕后，作为“大管家”的供给部长杨至成更加忙碌了。
为了筹集到必需的经费，杨至成绞尽脑汁，广开门路，采取各种手段满足红军作战和生活的需要。主要办法包括：一、向政府请领; 二、请群众支援;三、靠打仗缴获; 四、打土豪筹集;五、生产自给; 六、自办贸易收益。
作为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对筹集军费极为重视。他全力支持总供给部的工作。他规定，把政府财政收入的70%―80%分配给红军作为军费。同时，毛泽东还领导中央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如发展生产、搞好进出口贸易、发行公债、发行货币等，增加收入，从而增加红军军费。
由于红军队伍迅猛扩充，部队的粮食需要迅速增加，不少部队面临无饭吃的局面。进入1934年后，部队粮食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杨至成多次将情况向中央反映。1月23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证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中央苏区各地通过贯彻中央的这个决定，共收集到公债谷和土地税谷50万担，为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还负责管理着红军的军工厂。这些军工厂，大都是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凭一台虎头钳、一台缝纫机、一口大锅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对军工生产的事极为关心，经常找杨至成谈军工厂的工作，帮助他解决军工厂的难题。
长征前，杨至成去云山古寺看望失意的毛泽东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徒有虚名的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住在云石山上的一座古寺里，面对严峻的形势，心情十分郁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