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北伐”前夕，也就是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宋宁宗赵扩采纳朝臣韩侂胄的建议，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辩白文书宣付史馆，追封岳飞为鄂王。赵扩指出：岳飞“虽怀(郭)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李)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可特追封鄂王”。强调“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岂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军之气”，目的在于给活人一个说法。(《金佗续编》卷二七)昭雪岳飞与评价秦桧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正因如此，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赵扩下令，追夺秦桧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并指出其罪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赵扩此举，是平反岳飞案件最彻底的一次。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谋杀，主战派再次受到排挤，主和派又一次得势，在权奸史弥远的主导下，竟恢复了秦桧的爵谥。
宋理宗赵昀是南宋末年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宋廷就岳飞案件颁布《赐谥告词》，告词道出了岳飞的冤情：“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第一次指出当年的和议政策是导致岳飞冤案的重要因素。这份告词，以诸葛亮、郭子仪与岳飞作比，“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岳飞)英灵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师、追封鄂王，特与赐谥忠武。”(《金佗续编》卷十六)可以说，这是南宋官方对岳飞的最高评价，也是有宋一代对岳飞的最后结论。后人往往尊称岳飞为“岳武穆”，其实不确，称“岳忠武”方为允当。
南宋九帝，至少有四帝曾经参与处理岳飞冤案。高宗不用说了，在为岳飞平反昭雪问题上，其余三帝，要么只就岳飞的谥号与待遇出台文告，要么将冤案的责任归罪于秦桧为首的“四人帮”。但在所有这些政治决定中，从未触及过岳飞冤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宋高宗赵构。在封建皇权社会中，“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大约是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核心价值，使得南宋王朝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复兴与崛起机会，不仅使南宋军民屈辱地度过外敌欺凌的漫长岁月，而且时至今日，“为圣君讳耳”的传统与做法的政治影响与社会危害仍余绪犹存。
迄南宋一朝，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虽然作出了结论与定评，然而，冤死者，英年惨死，家庭破碎;害人者，寿终正寝，高居庙堂。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上，以宋高宗赵构为开端，一味屈辱求和，不惜自毁长城，致使整个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沦陷区的同胞则惨遭蹂躏，水深火热。赵氏皇族既不肯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又缺乏光复故国疆土的勇气，在持续上百年的割地纳币、称臣叫叔的屈辱之后，终于在另一个外族政权——蒙古的进攻之下，彻底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