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期间的社会问题仍然主要是土地问题。在洪武末年、建文初年,着名思想家方孝孺关注社会稳定,提出恢复井田制度,就是看到了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的趋势将会对明朝的统治构成威胁。方孝孺的方案是不切实际的,而明朝像历朝一样,同样缺乏抑制贫富分化的手段,或者说在制造着新的贫富差距。以土地而言,上自皇帝以至于后妃、亲王、勋戚,无不疯狂兼并土地。皇帝号称富有四海,不仅有自己的仓库,而且有自己的土地,称为“皇庄”。到孝宗弘治初年,皇庄、皇帝私人拥有的土地,仅畿内就达12800顷;武宗正德年间更达到了37595余顷,前后不过12年时间。亲王占有的土地称为“王庄”,英宗时长沙的吉王有田1300顷;嘉靖时德安的景王有田竟达数万顷。外戚张延龄兄弟从弘治初就开始奏讨侵夺田地,到嘉靖年间,在顺天府等地就有田5280余顷;勋臣成国公朱应桢万历时田地多达9600余顷。
嘉靖朝的权相严嵩田产在2000顷以上。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一家所得赐田不下百万顷。在地方上同样如此,晚明,河南“缙绅之家相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干余顷,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庶姓豪族,其占田数量也是惊人的。明中后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皇室与权贵与民争利,经营工商业又成为他们疯狂聚敛的一个手段。皇帝开有皇店,勋戚开有私店。他们依仗权势,“拦截商贾,横敛多科”,“肆扰关津,侵渔民利”。他们控制盐业专卖,插手手工业经营,放高利贷,鲸吞财富,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小民的贫困和贵族、官僚、富民的奢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