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时隔60多年之后，在我们的南宋帝国，历史又出现了几乎相同的一幕，悲剧竟然又一次重演!当韩侂胄因为“开禧北伐”得罪了金人，金人又传话要韩侂胄的人头时，我们的帝国首脑们又一次唯金人的命令是从，不折不扣地将韩侂胄的人头送给金国，并在金国悬挂于通衢大道供百姓围观。
其实，在金国示众的不只是韩侂胄的首级，与其一起被示众的显然还有南宋的国格与尊严。一个国家或民族遇到大的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血性与尊严。一个断了脊梁的王朝是怎么也挺不起胸膛自立于世界之林的。
韩侂胄被暗杀后，奸相史弥远与另一宰相钱象祖合谋写了一封卑恭下辞的“乞表”给金章宗，信中说：“本朝与大国通好以来，譬如一家叔侄，本自协和，不幸奴婢交斗其间，遂成嫌间。一旦犹子幡然改悟，斥逐奴隶，引咎谢过，则前日之嫌便可消释，奚必较锱铢毫末，反伤骨肉之恩乎?”完全是一副没皮没脸摇尾乞怜的丑态。
经过奸相史弥远的哀求，宋金签署了“嘉定和议”，最终，史弥远等人完全答应了金国蛮横无理的“条件”，其主要内容为：一是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二是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三是疆界与绍兴时同。此外，南宋另给金军犒军银(赔款)300万两，并割下韩侂胄等人的首级函送金国。
“嘉定和议”是两宋历史上又一屈辱的条约，相比“隆兴和议”，南宋吃了大亏。但只要花钱能买到苟安，帝国的统治者们也就心满意足，在所不惜。
由韩侂胄一手策划与发动的“开禧北伐”就像在帝国的上空刮起了一阵台风，台风过后，南宋国内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以奸相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们把几乎全副的精力都用在了国内的政治博弈与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南宋的统治者们偏安一隅，虽然“伤疤未好”，但确乎早已忘了疼痛，对于恢复中原故地的事并未真正放在心上，只是想及时行乐，过“太平日子”，然而，无论他们多么不想痛苦与烦恼，可痛苦与烦恼却总是不时地会缠上他们，就像西方希腊神话中的两条巨蟒死死地缠绕着特洛伊城的祭司拉奥孔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一般。而两宋也真的就好像被金和蒙古这两条巨蟒给活活缠死了!
“嘉定和议”后，南宋总算花巨额代价买来了屈辱的和平，但还不到20年，由于这期间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帝国的上空便又开始电闪雷鸣，乌云密布。
原来，就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蒙古乞颜部头人铁木真剪灭兼并了蒙古草原诸部族以后召开各部联盟议事大会，宣布正式称帝，号曰“成吉思汗”(成吉思是蒙古语“强大”“坚强”的意思)。关于“成吉思”一词的解释，《蒙古源流》一书记载有这样一则传奇，说是在铁木真宣布称帝的前三天，每天清晨都有一只五色鸟落在他屋前的方石上，清脆嘹亮地一遍遍鸣叫着：成吉思，成吉思。于是，称帝后的铁木真便以这只神奇鸟的叫声“成吉思”作为自己的帝号。
说来，成吉思汗就像是一台战争机器，他的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真的就好像是为战争而生。在他称帝后，很快，那些长期经过作战训练的蒙古马便驼载着那些舞枪持刀的蒙古大汉在呼伦贝尔与鄂尔多斯大草原上刮起了一股令整个世界为之感到震撼与悚然的“赤色旋风”，或名之曰“蒙古旋风”，同时也注定了十三世纪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血雨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