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懦弱王朝，就这样的一些懦弱的皇帝，懦弱的朝臣，也就注定了南宋王朝是一个断了脊梁的王朝，是一个没有血性的王朝，寡廉鲜耻深入骨髓，畏敌如虎浸透血液。而一部南宋史，也便毫无疑问，自然而然，成了一部丧权辱国的历史，一部忝颜偷生的历史。
有这样一个例子似乎可以佐证，说是在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当一心想收回失地的孝宗皇帝在早朝时又一次对辅弼大臣们谈起恢复故疆的事情时，同知枢密院事刘珙当即表示反对。刘珙的意见确乎代表着当时许多朝臣的观点。
刘珙道：“复仇雪耻，诚乃当今之要务，但臣以为，若非积十年之功，内修政事，恐怕未可轻动。”
如果说，刘珙希望皇上要取法古代的贤王周宣王“侧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贤使能以修政事”，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虽然保守但还相对比较理性，平心而论，也还符合当时的实际的话，那么，在此四个月前，朝廷修治前线重镇扬州的城隍，谏议大夫陈良祐深表反对，其观点说出来让人觉得就不仅是“怯懦”两字可以概括的，而且是非常之迂腐、非常之荒唐可笑了!
良祐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向孝宗进谏，认为备战绝不能招致敌人之疑，而修扬州城可谓完全徒劳无益。而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却又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朝臣的意见。
孝宗对此很是不解，他反问良祐：“备战如何无益?”
良祐振振有词：“万一敌人突破时我不能守，则岂非为敌人所筑?今遣二三万人过江治城备战，敌人一旦探知，便有挑衅借口。”
在良祐们看来，与其备战让敌人抓住把柄，找到借口，还不如不备战，与其修筑防御工事将来万一被敌人夺取，无异于为敌人所筑，则还不如不修筑，这种冬烘先生炮制的近乎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观点真的是让人读不懂也想不通，也由此窥斑全豹，足以看出我们的帝国那些治国理政的上层精英们都是怎样的榆木脑袋?国家大事到他们手里又岂能不被搞得一团糟?
而且，这还是在孝宗一朝政治相对清明时期，若是在其他朝，情况无疑就更糟。如宁宗时期的“开禧北伐”，最后竟乌七八糟，弄成那样一种可悲结局，就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